朱點人（1903—1951），本名朱石頭，後改名朱石峰，筆名點人、文苗、描文、描。1903年生於台北艋舺龍山寺附近，父母早逝，家境貧苦。1920年3月，17歲，從艋舺公學校（今老松國小）畢業。日後譜寫《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四季紅》等臺語經典名曲，有“臺灣歌謠之父”美譽的鄧雨賢（1906—1944）和他是同班同學。
 

1930年，小說處女作《一個失戀者的日記》，刊載於台共成員王萬得創刊的《伍人報》；同年，在《反普特刊》發表民間故事《城隍爺要惱了》。創作伊始，作品傾向於浪漫。賴和適時地提攜，引領著他的文學走向。在《回憶懶雲先生》文中，他推崇賴和是“文學導師”、“一代宗師”、“臺灣新文學之父”：“當時正是我們開始厭棄舊詩，而矚目於新文學，而先生屢屢推出新作的時代。他的作品鼓動了我們的心，……懇切地教導我們創作的方法。因此，在以後的年月中，我們終於也能有幾篇作品問世者，先生居功甚大”。新詩《配達夫》與小說《島都》即發表在賴和擔任編輯時的《台灣新民報》。此外，朱點人的小說主題充盈著被殖民者屢仆屢起、不妥協的抗爭精神與針砭島民神道迷信思想、貪吝、勢利寡情的卑劣性格；諷諭之餘，還見幽微的悲憫。《打倒優先權》、《無花果》、《安息之日》、《長壽會》俱是可觀之作。
 

始政四十週年的“台灣博覽會”，是殖民者的誇示場域，朱點人藉《秋信》（1936）一作，對殖民現代性提出商榷與猶疑的關懷。擷取小說中“清遺民”陳斗文，面對台北城變化的茫然：“王侯茅宅皆新立，文武衣冠異昔時”，對比朱點人失蹤前，寫給昔日熱帶醫學研究所的日籍同事岸田秋彥的信函：“台北這四、五年來變化很多。用唐詩‘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來形容也不過言”，幾近完全相同的用語，是朱點人對新到的統治者，發出和陳斗文類似的慨歎及抗議？從陳斗文到朱點人——游蕩在台北街頭的無依遊魂呵！
 

同年的《脫穎》，主角陳三貴為了“脫胎換骨”成純種的“皇民”，除了改姓氏、換衣裝，內心的思考模式亦徹底連根拔起，“身份認同”的淆亂，心靈的撕裂與迷惘掙扎，當是朱點人立論所在。隨著文學創作的技巧漸趨成熟，作者深邃的心之所繫寄寓文本中。他以都市裡的中下階層的庶民為書寫對象，縱然反殖民的意識很濃厚，但並不露骨地訴諸口號式的吶喊，而是讓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的行為，舒緩自然地表現出，比謾罵詆毀更加銳利的批判力道。
 

三〇年代的“台灣話文、鄉土文學論戰”，朱點人以《檢一檢“鄉土文學”》、《勸鄉土文學、台灣話文早脫出文壇》等強烈的文章，批判黃石輝等人的論點為“無濟於事”、“迂遠之極”，他斬釘截鐵地說：“鄉土文學、台灣話文一日不滅，則文壇的進步要遲一日。……台灣的文壇已在中國白話文的氛圍裡了。……要奉著一脈相傳的中國白話文，來建設台灣的新興文壇”。但在創作實務的操作上，為求傳神、真切，卻很難避免台灣話文的運用，許俊雅教授就直指他“愈至後期，閩南話文之使用即愈多，且其句法亦漸多閩南話語法”，《脫穎》甚至多達五十一處。
 

在開展文學活動的同時，朱點人參與籌組“台灣文藝協會”，和他身後的“親家”蔡德音負責審查該協會機關誌《先發部隊》中小說與戲劇方面的稿件。他出席在台中舉辦的台灣全島文藝大會，是“台灣文藝聯盟”的盟員之一，該聯盟發行的《台灣文藝》，影響深遠。此外，他還經常參加一個稱為“不定期會”的聚會，“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思想產生了轉折。
 

政權轉移後，他隨即與周青籌組“文學同志社”，發行戰後台灣第一本文學雜誌《文學小刊》，並在創刊號上發表小說《玷》。此作端賴文史工作者曾健民先生的敏銳眼光，在2003年《文訊》舉辦的一次展覽中檢出，否則或將沉埋地下、出土無日。
 

縱使新政權已漸乖離民意，朱點人還是抱著些微夢想，在給莊垂勝的信裡，他寫道：“台北自光復以來，在各處雖然聽見叫道失望之聲，但在另一方面可以看見日人之日趨沒落的光景。……我現在報告您一件您所喜歡的事情，那是書道快要興起來了。我會過的接收人員裡面都有愛好書道的。他們所寫的稿子都是用毛筆寫的。我今天碰到陳澄波先生，據說明年春天要在台北舉行光復後第一屆本省美術展覽會，那時候或者同時要開書道展覽會也未可知云”（引自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接收人員”、“陳澄波”，帶點刺棘且哀傷味道的字詞啊！
 

1950年9月9日晨七時許，朱點人如往常出門上班，惟“數日尚未返家”。當時他是台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分所細菌血清學科技佐。先前，血清室主任謝湧鏡被捕時，他“約二星期均避未到該科辦公”；原以為“風頭”已過，卻仍難逃網羅。長子朱筆岫到校報請協尋。十月二日，傅斯年校長收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司令吳國楨與副司令彭孟緝具名的回覆函，稱“朱石峰係重要匪諜，現正依法訊辦中”。接著，停職、停薪、追查介紹人與保證人等“追殺連坐”的戲碼，紛至沓來，周遭的氣味窒息。
 

▲ 1950年10月2日，台大傅斯年校長收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司令吳國楨與副司令彭孟緝具名的回覆函，稱“朱石峰係重要匪諜，現正依法訊辦中”。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2009年4月16日。

11月19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判處朱石峰等死刑，判決書中載明：“朱石峰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參加朱毛匪幫組織……，擔任士林熱帶醫學研究所支部書記，吸收葉瑞瑤加入……，並組織委員另案被告謝湧鏡供證，確由該被告擔任書記，傳達上級命令暨集會討論云云，犯罪情節已臻明確。……領導叛徒進行非法活動，顯屬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惡性重大，依法均應處以極刑，以昭炯戒。”“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依法沒收。”處處瀰漫著肅殺氣氛。
 

1951年1月20日，台北馬場町竄出的槍響，劃破清晨的寂靜，“叛亂犯”朱石峰仆倒在冰冷的土地上。國防部隨後檢附行刑照片呈“蔣總統”。領袖對“奸人”的“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的氣量，無絲毫斟酌的餘地。革命總是令人迷惑。用筆名“點人”嵌製的對聯：“點石為金終變幻，人心若鏡始光明。”又何曾“點”醒了誰？
 

朱筆岫在台北火車站的告示欄赫然看到父親的名字。主政者總是藉如是的舉措，作“殺一儆百”的威懾。是時，母親陳罔養正挺著大肚子，不久將要生下第五個兒子。
 

“叛亂犯”家庭哪堪聞問：“左鄰右舍，擔任公職的，絕對不敢靠近朱家”、“隔絕外界，幾個人守在家裡，沒聲沒息”。靠著陳罔養幫人家洗衣服、到市場擺攤賣菜，加上朱筆岫課餘兼家教的微薄收入，勉強撐住了這個家。孩子都很爭氣，完成學業，取得最高學位，在各自的天空揮灑出絢爛的彩虹。但每當要出國考察或留學，總會被無來由的刁難；有賴黨政大老居間斡旋才得解套。
 

▲ 1951年1月20日，朱點人於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2009年4月16日。
 

次子朱光文師事禪學大師南懷瑾，深受薰染；卻在一次意外中不幸被惡水吞噬。三子朱時宜係理論物理學、化學物理學博士，長期任教於台、美頂尖大學，榮獲“中央研究院”與“世界科學院”院士等頭銜，融會科學與宗教。兩兄弟的親近宗教，含有廓清父親內裡的企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