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无神论者到天主教徒，再到沉迷佛学，从急诊室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到世界遗传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林德深的人生极富戏剧性和故事性，而在他眼中，自己人生最精彩的“奇遇”，莫过于在南师晚年追随左右，师从南师的那一段缘。

虽然南师对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时间不长，但教导颇多。在大学堂的同学眼中，林德深是南师最后几年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南师学贯东西、博古通今、内外兼修，不仅是一位精通儒释道的经师，也是一位身传言教、循循善诱的人师。每每想起与南师的般若因缘、南师耳提面命的殷切教诲，林德深都会想起初识南师时唱的那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

斯人已逝 , 幽思长存。林德深说他将追随南师的脚步，好好研究，解答南师留下的“生与死”的大题。

由于疫情原因，身在香港的林德深通过 Zoom Meeting 接受记者视频在线采访。

般若因缘，从无神论者，天主教徒，到喜佛学

记：作为一名从医的专家学者，您最初是名无神论者，后又成了天主教徒，认为“佛教”是一种迷信的教，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佛法，因为什么机缘喜欢上佛学？

林：要了解南师和我的这一段缘，要从介绍我自己开始。从无神论者，到天主教徒，再到喜佛学，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还处在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在这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地方，要想混得好，英文要学好，进一个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学校，有了宗教的信仰，也是很有好处的。

我就读的中学是英皇书院，不是一个宗教学校，我大部分的同学朋友读的是工科、医科，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天主教徒。虽然平时大家会围绕着宗教话题展开讨论，但对于天主教我是完全不信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迷信。不过如果你对某个宗教不了解的话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了解自己的朋友，和他们更好地沟通，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天主教教堂。

我在教会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教义、礼仪、崇拜的方法，就这样从开始的不信，到了解后信一点点，20 岁左右，我信这个世界有一个主宰，有一个神，有一个最终能决定所有事情发生的一个“因”。大家在教堂里互帮互助、研学欢唱，感觉是一个大家庭，我很喜欢这种氛围，顺其自然信了天主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他们特别的教义，要深入了解要花大量时间，这对 20 来岁的我来说不容易。我大部分的时间要忙工作和医学研究，天主教对那时的我来说更像是业余时间和朋友相处的团体，大家一起做活动，做善事。

35 岁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肩上责任大。我一方面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对佛学有所接触并开始感兴趣。我师从太极老师胡云卓，他是一个西医，同时也是杨氏太极拳第四代的传人，对中国武术很有研究。每个星期有 3 个晚上，胡老师教我太极拳和气功。

每次跟随他学习推手、站桩的时候，他都会念经，念他喜欢的《金刚经》。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后来听多了，我慢慢有些明白。跟胡老师学了 5 年，我相信从那时开始，佛学的根已经慢慢在我的认知中出现了。老师过世后，我自己练气功，再往后 5 年就没有什么进展。加上生活忙碌，这些根始终不能够生长起来。

记：您曾提道，由于家庭的变故，好几年生活十分混乱，甚至有点迷失方向，无论在个人事业上还是心性的进修方面均停滞不前，方便说一说当时是遇到了什么变故和挫折吗？

林：真正开始关注佛学，是因为 49 岁左右家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那时我的第一任太太在经历了长久的病痛之后过世了。我有两个孩子，老大 19 岁，老二 15 岁，作为单亲家庭的家长，我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没有什么时间和空闲兼顾自己的身体。那时候开始感觉要多学一点，我希望从佛学中寻求一种释放和答案，给人生寻找一种途径去排解忧愁。

我学习的方法就是多读书。关于佛学入门，最开始读得比较杂，有关佛学的书都读，乱七八糟的并没有一个系统，也没有一个导师，不容易打好基础。加上那时遗传医学方面的工作挺忙，没有时间，完全是比较浅的自学。

55 岁我才达到另一个台阶。我认识彭嘉恒先生很久了，1995 年因参加香港扶轮社，共同做公益，结缘成为好朋友，差不多有 30 多年。不过之前我们没做太多的关于佛学的讨论，佛学的因缘是在我 55 岁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为了从混沌人生的局面中走出来，在彭嘉恒先生的提议下，我去湾仔瑜伽中心学习打坐。虽然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瑜伽，但两个时期的心性和感受完全不同。20 多岁做瑜伽更多是身体方面的拉筋、大量的体力运动等；55 岁做瑜伽主要是修证自己的心理情绪，在运动方面是比较轻松的。在湾仔瑜伽中心，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会跟着一个年轻的老师练习。其他时间，每次自己练完瑜伽，还会和彭嘉恒先生学打坐。

18 岁练瑜伽，35 岁练气功（动了很多气脉），到 55 岁和彭嘉恒先生一起打坐，那时候开始有点入门，有很多的感应，从这里开始进步就比较快了。

从初知、结缘，到追随

记：在认识南怀瑾先生，并未与他进行深入交流之前，您对南怀瑾先生都有哪些初印象与认知？

林：2009 年之前我没有见过南师，可以说我不认识南师，但也可以说有点认识。我的长子林敬生是精神科医生，他在大学生时期，对佛学、哲学都很感兴趣。他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关于很多生命中的问题，他当时找不到答案，感到十分困扰，所以我介绍他认识彭先生这位老师。彭先生带敬生去了佛教图书馆，介绍了很多南老师的书给他阅读。很快地，我们家的书架上就放满了佛学方面的书籍，其中不少是南师的书。应该是 2008 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第一次拿起了书架上南师的书来读，读的第一本书是南师的《如何修证佛法》，就是随便翻翻，读得不深。

当时粗略地读完，说实话对作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对书本里讲的一些内容和观点我很认同。另外这本书还颠覆了我过去对中国佛学类似书籍的印象，其他同类型的书比较晦涩难懂，而这本书虽然也不容易读，但它的语言是比较直白的，简单明了。南师的书要第二次、第三次比较深入地再读才能领会到书中的一些精粹。

我真正对南师有兴趣，并开始认真拜读南师的书应该是一年后。

记：2009 年 3 月，南怀瑾先生最后一次回香港，其间，彭嘉恒先生组织了一个饭局让南怀瑾先生和香港的同学欢聚，当时晚宴您也在其中，您是主动想要参加这场聚会还是偶然被邀请的？当时都有哪些人参加？

林：那时南老师已经去太湖住了，那次来香港是为办身份证。南师最后一次来香港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南师。记得南师来的前一两个星期，彭先生向我发出邀请说：“一个星期后有个聚会，有没有兴趣来见见我的老师？”这个聚会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他请了五六十个朋友，其中有几个和我们一起练瑜伽的朋友我是认识的。在香港，南师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是一个团体，每天差不多都会见面，经常聚会。南师在香港的寓所在一座建筑的四楼，所以这些学生被我们称为“四楼的同学”。那一次聚会我也认识了很多“四楼的同学”。

之所以受邀参加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时候到了。学习打坐一年多了，也已经读了南师的书，虽然那本《如何修证佛法》可能还没读完，但感觉自己不论是对南师还是对佛学，应该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2012 年 10 月 1 日在太湖大学堂的咖啡厅里，林德深看到了第一次见南师时唱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词集，他最后一次为南老师唱了这首歌。

记：那次是您第一次见到南怀瑾先生本人吗？南怀瑾先生当时的精神状态、身体情况如何？

林：当时晚宴的气氛很好。每一个人都很有亲和力，虽然大部分人可能是第一次见，但感觉就像是认识很久的人，很熟悉，整个晚上我都是很享受很投入的。晚宴大概五六桌，每桌十来人。当时我没有跟南师一桌，我在旁边一桌，和瑜伽班里的同学以及几个“四楼的同学”一起坐，其余桌多是“四楼的同学”。晚宴是从晚上六七点开始，最初大家聊聊，之后就是为南师做些表演，有人朗诵，有人念经，有人做瑜伽，表演环节是当天晚上一个轻松的聚会环节。

南师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在晚宴现场等了。那时候是 3 月，香港的春天早晚还是比较凉，但南师穿的并不多，他进来的时候身边围着几个学生，他就笑着挥手和我们打招呼。92 岁的他笑容满面、身体挺拔，看起来身体、精神非常好。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没有什么官派作风，完全是一个亲和的长者形象。南师坐在主桌前，他说了几句话开场后，晚宴就直接开始了。他讲话带浙江温州口音，我听不太明白，记不太清楚说了什么。

记：当时晚宴气氛很活跃，聚会上每人都要做一个表演。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表演唱歌？您还记得您唱了什么歌吗？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林：整个晚宴大概是 6 点到 10 点。彭先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晚宴，我觉得没有免费的晚餐，自己也该有点表示，于是差不多在宴会的尾声，我主动举手说我表演唱歌。当时选了一首歌，是《教我如何不想他》。

44 岁的时候，我曾跟着一个年轻的音乐老师学唱中国民歌。说到学习唱歌的契机，其实也和我之前提到的第一任太太有关。当时她病了很久，也病得比较重，在她过世的前几年，她提出想多学习，锻炼好身体，提议要学唱歌，因为唱歌练气，是一种很好的静态的运动。我就帮她找了个音乐老师，平时由我送她去学。为了不浪费时间，一个月以后，我就跟她一起学了。戏剧性的是，她身体越来越不好，没坚持下来，而我却喜欢上了唱歌，当成兴趣爱好，坚持了下来。

我对中国的歌曲都很喜欢，什么歌都唱，但特别喜欢唱的是《那就是我》《长江》《满江红》等这类表达细腻情感的、有情怀的民歌，我觉得这些歌曲很能表达我的一些心境和情感。《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对我来说更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从小就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原是刘半农作的新诗，音韵和谐，语言流畅，歌词表达出一种思念、尊重和敬意。我在不同的场合都唱过，在国际性的会议和老外朋友吃饭，当他们提出唱中国歌给他们听时，我就会唱这首歌。

当晚选这首歌，一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二也是因为比较拿手。当晚的表演，南师大多是会点评的。因为宴会的场地比较大，他点评的时候大多是在学生旁边的，他点评别人的时候，我基本没听到。当时我唱好之后，现在已记不得现场是什么反应，应该就是鼓掌，但我记得南师就站在我旁边，差不多 1 米的距离，老师问了一句：“你学过唱歌吗？”我说：“我学过。”当晚我和南师直接交流的就只有这句简短的话。

记：现在再回想和南怀瑾先生初识的那一个晚上，还有什么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林：整个晚宴还有几个表演令我印象比较深。一个是佛经朗诵，音调高低控制得非常好，一个是六七十岁的学生表演的瑜伽倒立，非常有趣，功夫很好。当晚是非常愉快、很难忘的聚会，就是感觉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直都不认识，这次终于得以相识。

咖啡厅内，南师的第一课：“生”

记：师从有着很高佛学研究造诣的南怀瑾先生的初衷是什么？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大学堂跟从南怀瑾先生研习佛法？

林：第一次见过南师后，希望认识他的那种心情越来越迫切。那一年 4、5 月，有很多我香港瑜伽班的同学去过太湖大学堂，那时我工作太忙，没能成行。2009 年 11 月，彭先生提议一起去太湖大学堂拜会南老师，我马上欣然答应，与太太李丹医生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我是认真的，不只是想去太湖大学堂看看，是想跟着南师一起学习，主要是学习佛学，因为我觉得光靠自己学习和领悟，没有老师的指引，很难真正入佛学的门。

为此，出发前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功课”。从彭先生和其他同学那里了解有关太湖大学堂、南师对学生的教导方法、南师的一些习惯和喜好等，所以等真正去到太湖的时候，感觉很好很顺利。

记：当时南怀瑾先生教授您的第一课是在哪里，讲的是什么主题？

林：2009 年 11 月，我第一次去大学堂参观和学习。现在整个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大学堂给我第一印象是震撼，这是个很大的地方，里面每一个地方都设计得很精致。记得那天我下午到达，放下行李后，就在里面逛了一圈，感觉那里很庄严，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学习的地方。南师当时很喜欢在午后 4 点左右，去咖啡厅喝一杯新鲜磨泡的咖啡。我首次在大学堂里拜会南师，就是在咖啡厅里。

那天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在咖啡厅里我再次见到南师，当时南师的秘书马宏达、彭先生也在。老师给人的感觉像是相交甚笃的朋友，言语气氛都很轻松。南师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要求，他教学生也是有“门槛”的。首先他要知道这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判断这个学生是否可教。在我们的交流中，我相信他对我也是提前有所了解的。

那个时候并没有深入交流，南师随意问了我的工作是什么，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医生，做遗传医学方面的研究，涉及生老病死，那个时候南师只浅浅地问了我关于“生”的问题，对生命的看法，“老、病、死”还没有涉及。可以说“生”是南师教给我的第一课。

2011 年 4 月，林德深、李丹夫妇在太湖大学堂补办婚礼，向南老师敬酒。

记：当时南怀瑾先生教授您第一课时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林：当时聊了一会儿，他知道了我的兴趣是什么，马上和马宏达先生说，“去拿两本书，我要送给林医生”。老师送的两本书我都是没有的，一本书是《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另一本书是《人生的起点和终站》，这本书讲生命的开始，入胎后，精子、卵子结合成细胞，胚胎的发展过程。

第一课大概有 1 个多小时。除了聊关于“生”的问题，借着南师送的书，和自己之前一些浅薄的认识，还聊了《黄帝内经》里的经脉、气功等。通过交流，南师可以了解到我这个学生的水平怎样，在心里对我有个评定。

南师对我应该还是认可的，觉得这个学生可以教。并没有什么拜师仪式，我自然地叫他老师。南师一直以来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老师，他很尊重我们学生，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性格和学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一直称呼我为“林医生”，他是一个很尊重他人的人。

记：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每次会在大学堂待多久，每次是否会有一些固定的学习流程和项目？

林：跟随南师学习，日程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我每年会去大学堂三到四次，每次都会待上一个星期左右。大学堂里有个大禅堂，在大禅堂打坐是我每天的主要功课，大禅堂每日早上 6 点多就开始第一支香打坐。这个功课是按自己的需要安排的，没有强制规定。每天 6 点到晚上 9 点都可以来，每一支香是 45 分钟，最多可以打坐九支香。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半，我们学生基本都会在里面打坐。我通常早上吃完早餐，8 点开始第一支香，一般是会打坐六七支香。进去打坐，都能有很深的感悟。

大禅堂是老师的禅堂，里面有 3 个客房，平时很少有学生住在里面，有人说住在里面可以感受一些“特别”的事，比如见过一些幻象和一些诱惑。去大学堂一年半后，我就想住在里面感受一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进去的，能进去住的都是经过南师配置，认为适合进去的学生。在大学堂学习期间，平常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住在客楼。

我总共住过两次。当时我提出要住，彭先生和老师说后，老师就同意了。第一次进去住，住了两个晚上，又是过了一年多，第二次进去住也是住两个晚上，这两次的经验都很特别。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有人问我，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幻象，我说：“我睡得很好，什么幻象都没有。”

打坐的学习是自己安排，不过每天晚上的学习就主要是老师来安排。

言传身教，南师的课是“活”的

记：大学堂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南怀瑾先生是如何具体教授学生的？

林：饭堂是南师教学的主要地方，差不多晚上 6 点左右，我们学生就在饭堂里等候南师来教学。晚饭的时候，教学方式是轻松地“聊”。其他人都在吃饭的时候，南师的习惯是不怎么吃的。他吃很少，也就一两筷，然后在旁边吸几口烟。大约每晚 7 点左右，大家吃好饭，饭堂收拾好后，就开始了当天最重要的讲课。主题是由南师定的，有二三十名学生，是小班教学，7 点到 9 点是学习时间。

因为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忙，每次去大学堂之前我都会问问最近在教什么，比如有段时间老师要讲“唯识”，去之前我就会多读一些“唯识”相关的书籍。因为老师知道我们每个学生的程度，他问一两句就知道你的认识够不够。比如他知道我对某一方面不了解，就会找别的空闲时间给我“补课”。

南师对每个学生都很关注，他知道你是用功的学生，也有进步，认为你还能再进一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他的方法来教导我们。

记得第一次上课，我坐在主桌前，就在南师的旁边。为让其他学生认识我，南师给我布置了一道题，让我做一个口头的报告，这也是我做的第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自我介绍，介绍我的工作重点。我做报告的时候主要以我自己表达为主，南师会不时地在他认为重点的地方问我几句，提点一两句，跟佛法、中国文化连起来，比如他那天下午送我的《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的内容、《人生的起点和终站》中跟遗传学相关的东西；另外了解我想从大学堂学什么。整个报告是由我的介绍和与南师的问答组成的。

记：南怀瑾先生的课堂是怎样的？

林：第一堂主课给我的感觉是老师很尊重每一个学生，无论你是否是新生，这里没有论资排辈，你能感受到一种平等。所有学生对南师也很崇拜和尊敬。和平常的课堂不太一样，上课的时候围坐几排的桌子，姿态各异，有大半的人是以打坐的姿势上课的，课上也可以喝水喝茶，但大家上课都是比较认真的。

每个学生的阅历不同，理念也不一样，有自己学的一套既有的东西。但南师会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提不同的问题。老师的口音比较重，有时候听不懂，课上宏忍师会把大家没听懂的以及老师讲课的重点在小黑板上写下来。

南师的课是很“活”的，除了他定的专题课程、学生报告分析，还有一些是“随机”的课程。南师朋友很多，遍布世界各个领域，每次有朋友过来，他们用聊天、报告的形式交流各个问题，上课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对我们学生来说，听南师和朋友交流、讨论和做报告，都让大家受益匪浅。比如外国朋友报告中的外国的国情、国际关系，国际大事，金融行业的朋友介绍的金融知识……老师非常喜欢听不同的报告。每次这类报告在十几二十分钟，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多。有很重要的朋友来了，比如重要的政府官员，那晚上的课就是老师和官员的互动，我们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记：在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的三年中，除了面对面交流，你们有过书信或电话等其他交往交流方式吗？

林：有的，到大学堂第二个晚上上课我就开始记笔记，我现在还保留着那时候的读书笔记。不在大学堂的日子我也会学习。每个月我都会做一个报告交给南师。

这个做报告不是硬性的作业，我知道一些同学是没有做报告的。

每个月我会把自己整月的学习读书、发现的问题、如何修证、达到什么程度等心得体会整理写下，四五千字，通过电邮寄给南师。每次的报告，南师都十分仔细地看，然后做出批注，批好之后再发还给我。我觉得写报告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一方面自己能总结读书遇到的问题，有所思考。南师如果有一两句话批注给你，这是很宝贵的指导，这一两句的指点会使你茅塞顿开。另一方面南师也能通过报告了解我学习的情况，对我有更准确的指导。所以我非常喜欢写报告。在这三年中，我共写了近 30 篇报告。

记：您当时学习认真，经常有修学报告给老师，南怀瑾先生说您学得很有心得，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比较满意的心得吗？

林：我的报告每次都会有一点点进步，在整个过程中，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还记得有一次做完一个报告后，老师说：“很好，我奖你两个‘水波蛋’。”（意思是在报告中画两个圆圈，听说最高是三个“水波蛋”，也就是三个圆圈。）老师就是用这些轻松和幽默的方式来教化学生。当然，如果报告一无是处或错误百出的时候，老师也会做出毫不客气、十分严厉的批注。

我每次去大学堂，有一两个晚上，南师会让一个普通话好的同学读近期我交给他的报告，把我的报告当作教材，和其他同学分享，虽然之前已经做过批注，但读好后他仍会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和意见，碰撞出新的火花。

学习之道，最重要的是“通”

记：您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南怀瑾先生有着深厚的佛学积淀。南怀瑾先生是如何引导您从科学进入佛学研究领域的？

林：南师对每一个人都很尊重，从来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我们。他对很多学问融会贯通，包括佛学、哲学、儒学、文化、教育……作为学生，我就是耳濡目染，慢慢学。

比如佛学和科学，有一次他问我，林医生你搞基因的学问，你觉得基因背后还有没有什么？我马上说当然有啦，基因背后还有很多领域我们还没有研究触碰到，他说对。类似这样的互动很重要。他对我专业领域内的科学知识也有认识，如果他不清楚，他也会虚心请教。

他问我基因背后有什么这个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对我的回答说很好，他知道我不会把医学、科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凌驾于一切。这就是大学堂的学习态度——谦逊地去学习、去理解自己的专业以后，还要和其他的专业包容互动，不局限在自己的领域，故步自封，拒绝接受其他任何观点，要开阔眼界去接纳，是很活的一种教学方法。比如说 2009 年 11 月第一课，南师教我的就是有关“生”的一堂课，送我的两本书，涉及病、老，但没有死。他给我的最后一课是“死”，这个后续有机会再聊。

记：南怀瑾先生对您的教化，让您印象深刻、受益匪浅的有哪些？

林：南师对医理、药理、生理等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比如气脉、气候对身体的影响，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药品，他一清二楚。在他的主楼有 3 间房间，第一间就是摆药品的，中间是摆书的，最后一间是他卧房。我去过他的药品房间，东西很多。一般同学如果有什么头疼脑热，南师就会让宏忍师或者其他的法师在房间里找药给学生用。

南师的教学不是照本宣科，他不是单纯按照书本来，比如按《黄帝内经》学习气脉，他是“通”的，综合食物、气候、个人的情绪、本人身体状况和神态来诊断病症，有哪些需要注意，介绍一些调节的方法。

记：南怀瑾先生擅长中医，您擅长西医，你们之间会不会有关于中西医的分歧？

林：没有矛盾。应该说对生命科学、疾病健康，中西医只是切入的方法不同，算是殊“途”同归。我自己在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也接触过中医，那时候我和同学跟一位中医师学习经络和针灸。所以我十八九岁对经脉、针灸就已经有所接触。

那时我对中医的看法是，跟西医理论不一样，治疗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方向是相同的，都是希望让疾病快一点治愈，最终保养我们的身体。现在我对中医的看法是，中医里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中医中药很重要，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比如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很重视中医，包括针灸、中药。南师的书中也有很多地方谈到西医，他知道西医跟中医在方法论上是有差别的。

方法上面西医用的是比较“细”的方法，要看系统里某一个细胞、某一个基因、某一个蛋白质。中医就是从宏观来看身体的健康，是比较系统的，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两种方法，两个极端，两者相结合，对医学发展来说是最好的。南师深谙这个道理，他的著作里也常常提及这些问题，他从中医的角度看问题的同时，对西医很尊重。

记：跟着南怀瑾先生学佛学之后，对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拓展研究，您觉得有帮助吗？

林：有几个方向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佛学可以帮我更深入地认识西医学。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里我们常常讲的意识、情绪，一个人的本性，表达出来的行为，这些西方研究得很多，佛学里其实也有这一套，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分析得很细，我开始接触的时候很赞叹，原来佛学把意识方面的概念整理得非常好，比如说唯识，如何去看“六识”“八识”，这些在心理学里还没有这么深入，这些对我平时在用心理学方法跟病人去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帮助。

比如道德伦理，在佛学里面也有很多道德伦理的研究。道德和伦理不一样，我认为道德是带有个人修养色彩的，是一个人内心关于对与错的判断；而伦理带有公共意志属性，是群体对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反应。我从事遗传医学，平常会接触到很多最新的技术，遇到很多伦理问题。比如说一个十四五周的胎儿，我们用最新的医学技术发现胎儿存在问题，发现问题后，怎样对待这个胎儿，就会涉及伦理问题。天主教徒是最容易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交给天主决定，什么都不用管，让这个孩子生出来；不是天主教徒的一些人会担忧这个孩子会不会有心脏问题、智力问题、发育不好，从而不要这个胎儿，选择堕胎……佛学中关于道德伦理的研究会让我用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再比如“三脉七轮”“七支坐法”这些佛学里的内容。南师教学生打坐的时候，要求“七支坐法”，这是打坐最理想的坐姿，如果打坐姿势不正确，就会堵塞身体的经络，气脉就会不畅通，能量就上不来，所谓的“三脉七轮”就打不开，大脑就会缺氧，人会昏沉。我自己平时经常打坐，对“三脉七轮”认识几十年了，对《黄帝内经》里提到的气脉，南师讲授的“七支坐法”感触也很深。我认为这些从医学方面来讲，对身体是一种很好的休养，应该推广。这么多年我一有机会就会和其他人一起打坐、一起站桩，这个习惯一直有坚持。怎样把佛学中的这一套理论和其他医学理论相结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医学尝试。

循循善诱，基因背后一定还有什么

记：看您公开的讲座，有探索遗传学与佛法的关系。您具体做了哪些研究？都有哪些感受与体会？

林：我发表过很多遗传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但关于遗传学和佛学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成果。我在公开场合做过一些遗传学和佛学关系的相关报告，在香港也有几次公开的演讲。往后我还要多做些研究，积累一些经验和素材。我认为佛学和遗传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中医西医一样，都是两套方法论，但又相互关联，都是如何看待身体的某些表现。

接下来我研究的方向，第一是继续我刚才讲的几个领域，包括医学上的气脉，气脉的理论，打坐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这个可能是未来十年我要研究的方向。还有就是道德伦理，我感到很多人对生命不尊重，往后也还是要多做一些研究。

记：南怀瑾先生在这方面对您有哪些指点吗？

林：我和南师没有就遗传学和佛学的关系有过深入的探讨，但南师一直在用一种很尊重我的方法引导我。之前提道，南师曾问我关于“基因的背后还有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他这个问题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他要知道我是不是认为基因是最高的；第二，他提醒我在这后面还有一些东西要找出来。我现在其实还在努力寻找答案，解答他给我留的问题，寻找遗传学和佛学之间的联系。

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哲学、心理学、伦理道德、意识、生死……为什么要研究基因？基因在生死方面的作用，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中介还是有自己的动力？佛学和基因学都要面对生死这个哲学的大问题，南师这个看来简单的问题，是未来我要花很长时间努力去解答的。

记：和南怀瑾先生初识后，您觉得跟随南怀瑾先生学习佛法，学得怎么样？您翻读了哪些书，哪本书您印象最深刻？对您有哪些影响？

林：从初识南师，一直到现在，每天都读南师的书。南师在佛学、儒学、道学方面都有很多著作，那时候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佛学，买的也多是佛学的书，像《楞严大义今释》《圆觉经略说》等，差不多相关的书我都买了。

我读书有个习惯是买一本读一本，南师的书语言表述虽然通俗化，但也是不容易读的。我的专业是医学、遗传学，对读书的要求是要读透，我的治学态度就是要严谨。小到每一个用字，都很注意，写得好不好，意思准确不准确。

在我读书时期，我的老师写一篇论文，成稿后都要看几十次才会发表，在这种训练下，我读书的方法和别人也有所不同，我读书很慢，几个星期才读完一本，所以我每次都只买一两本书。在我家的书架上，由我儿子带回来的南师的书，之前就有五六本，我都是全部读完了以后再买。佛学里其实有很多细分的课题，对哪一科感兴趣，我就先买哪一类的书。比如某一时期对唯识感兴趣，就买这方面的书。

《楞伽大义今释》这本书是彭先生送给我的（林德深举着这本书展示），我读了三遍之后，才明白一些。我喜欢在重点的地方放上纸条，做笔记，书上的这些纸条，就是我读书做的笔记。家里南师的书籍目前应该有八九十本，我大部分都读过。从 2009 年到 2019 年，过去 10 年我读的大都是南师佛学方面相关的书籍，我觉得要先把佛学学得透彻些。我对做一种学问的要求比较高，如果要学好佛学是要下一点功夫的，十年的学习在我看来也还是初级。（哈哈大笑）最近几年才开始了解南师关于儒家方面的学问，我开始读《易经》了。

记：有很多人习惯说佛学是迷信，认为自然科学是其天然的对立面，您怎么看待科学和佛学两者之间的关系？

林：佛学与自然科学肯定是殊途同归的，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方法论不同，但肯定是同一个方向，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个科学从业人员，我希望明白这世界的真相和背后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过去几十年中自己在思考上的一些盲点，在论据上的一些谬误，在生活上的一些可以大大改进的地方；我也越来越明白佛教、佛学和佛法的基本原理和它们的重点。

最后一课，南师留的“大题”还需慢慢解

记：您最后一次见到南怀瑾先生是什么时候？请问当时南怀瑾先生的状态如何？

林：南师用自己的过世给我上了最后一课，留给我的关于“死亡”的这个课题太大，到现在我还在不断地研究。南师的身体一直都挺好的，2011 年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老了一些，经常感冒。

2012 年 8 月，我最后一次见到南师，他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感冒咳嗽非常厉害。那时候已经没有正常的晚上教学了，南师大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那一次我在大学堂住了一个星期，只见了南师一次。那个晚上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几个同学围住老师，老师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我看他的面容苍白，咳嗽不停。从南师的病症上看，我觉得南师的肺部应该感染了。那时候南师还是用中药治疗，我知道后来也有同学找了医生过来，希望南师可以做全面彻底的治疗。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香港了，没办法知道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南师 9 月 14 日去上海治疗的时候，有同学告知我了。

记：您是国际知名的遗传医学专家，过去您和南怀瑾先生探究过死亡的问题吗？

林：9 月 28 日我和我的太太李丹医生一起去大学堂。因为我和我太太的工作也很忙，每年我们都是提前定好去大学堂学习的行程，这个行程是 8 月回香港时就定好的。

老师给我留的最后一课是“死亡”，通过南师的死，我对死亡的认识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急诊室的医生，每天会接触到很多死亡，见过各种死的方式。一直以来我对死亡的看法是西医的一套。老师给我上的“死”的最后一课，很深刻。

整个鉴定南师死亡的过程，是和我的太太一起参与的，这一部分的具体过程由我太太来讲述。南师给我的关于“死”的最后一课，教给我一种新的概念。一个人的神识或者他的元神在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死亡状态？是不是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感觉和反应的时候就是死了？或者是脑死亡就是死？这个是死亡吗？我学了唯识，又观察了南师的死亡后，有了新的思考。

记：当时在会议上宣布南怀瑾先生死亡消息时，您忍不住忽然大哭，这是得知南怀瑾先生去世消息后第一次情绪外泄的哭吗？

林：我过去面对了很多的死亡，我的爷爷、太公、母亲，我的第一任妻子……无论是自己家庭成员的死亡，或者是病人的死亡，我从来没有哭泣过。那是我唯一一次面对死亡哭。

当时刘雨虹老师主持会议，这个会议很紧张。整个星期，所有人在一个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南师究竟是死了还是入定了，这需要我和我的太太来做出鉴定。当时鉴定好了就由我来宣布，这个宣布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情绪波动，老师的离去让我有很大的感触。当我哭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哭，可能当时是有一种群众的力量让我哭，当时他们给我的氛围是，就像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我是一个指挥家，我哭了之后，大家就都跟着一起哭了。

记：在医学界，对死亡的认定是在不断修正的，在医学、佛法两个不同的范畴，您是怎么解读“死亡”的？

林：我过去对佛法的修证，对自己也有要求，虽然跟着南师学习三年，但学习的机会很少，可以说还在初级班。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生死，对佛学有更深的学习，2014 年至 2016 年，我入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所，研学了两年佛学。对佛学的历史、整个系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死亡”。比如说，我比较了藏传佛法和南传佛法，看它们怎么看死亡，这是很大的学问，跟神识有关，要讲明白还需要很多时间。

对我来说，“死”这个课题是我要继续研究的任务。老师已经将这一课题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里。我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认识它、论证它。所以我觉得老师一直在我身边，每天都会启发我新的课题，每一个课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南师其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记：南怀瑾先生逝世后，请问您如何评价南怀瑾先生的一生以及他所取得的各类成就？

林：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有人说他是神，我认为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尊者，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他能把所有的学问学“通”，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天文地理他都是通的。我过去见过很多出名的人，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没有一个人像南师这样博学，对学问融会贯通。

他还能把所有这些学问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论证，告诉你怎样能达到这门学问最高的层次，他会用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帮助其他人去了解这门学问。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本书，这本书很丰富也很复杂，他怎么看家人、看爱情、看教育，对下一代责任的灌输，都体现在他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他在生命的末期提出要搞好妇女的教育、孩子的教育，他对教育的这种热爱，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学习。

记：您之前的讲演中分享过和南怀瑾先生相处的小故事，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吗？

林：有很多小故事。比如在大学堂，他晚上讲完课了，9 点 10 分前南师是马上要走的，回主楼继续他的工作，留下我们自由活动。他知道我们这些学生，上完课都喜欢喝一点酒，每天都睡得很晚。课后我们就在餐厅里摆好多瓶酒，大家一起喝酒、畅聊，有些同学不喝酒，就喝茶、吃水果，差不多晚上 11 点结束，几乎每一晚上的学习后都是这样的聚会。老师知道这个时候是我们聚会的时间，会把空间留给我们。

老师有一句平时常常说的话，口头禅就是“很好玩”。他喜欢用好玩来形容某件事，唱歌是好玩，学佛也是好玩，我们整个人生都可以用“好玩”这个态度来度过。我也是这个样子的人，我对所有学问的态度也是好玩，只有自己感兴趣才能更深入地去了解，去学。“好玩”是第一步，“好玩”的里面包含很多内容，要“好玩”，可是不容易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和老师亲近的原因之一。

南师走了以后，在荼毗后的次晚，我对着化生炉的熊熊烈火，唱了一首歌，还是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那天唱完之后，那个晚上我睡得很好。荼毗结束后我们等待看舍利子。某天早上，我和太太又去到了和南师第一次见面的咖啡厅，老师已经不在了，咖啡厅里空空荡荡，我看到咖啡厅桌子的后面有一排书放在架子上，我随手拿起其中一本比较厚的书，是近代中国歌曲的歌词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会拿起那本书。当时我拿出那本书，翻开一看，就是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词，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当时我在咖啡厅内对着桌子，再次唱起了这首歌。

这首歌见证了我们缘分的开始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