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南怀瑾先生

  郑康

世间百年悠悠漫长。然，百岁老翁蓦然回首颇有“洞中方一日”的感觉。

我与怀瑾兄有缘结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距今已逾八十载矣。所谓有缘可概括为“三同”：首先我俩同庚，都是1918年生人，他大我两个月。他的生日是公历3月18日，我是5月18日；二为同乡，他的祖籍是温州乐清，我是温州瑞安；三曾师从同门，我们先后考入浙江省国术馆，均从师太极高手田绍先（字兆麟），只是我比他高一年级。

1931年我在温州瓯海中学读书时，因参与“九·一八”事变学生会发起抵制日货风潮，以及1932年“一·二八”响应京沪学生反对政府与日本讲和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学籍，无奈于1934年夏远走杭州求学，最后选择了浙江国术馆学习武术。我的这一选择绝非“病急乱投医”，恰恰是有的放矢：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已经萌发了从军救国的志向。当时我很心仪杭州的另有一所浙江航空学校，但招生简章标明报考学员须年满18周岁，我的年龄才16周岁不够格，而国术馆我不仅有资格报考，而且当时国家提倡“国强必先民强，民强必先体（格）强（壮）”。当时浙江国术馆的馆长由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兼任，说明政府相当重视该校。其次，国术馆的招生简章明确指示，学员学满毕业后，政府将指派分配到军队任教官，或分配到各地国术馆任教；还有，国术馆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在校期间都身穿军装，这一切都很符合我立志从军的理想。现在想起来，当年和我一起报考国术馆的学员中，不少青年都有此抱负。入学后，我逐渐了解到，这所国术馆云集了国内不少顶尖武林高手，除了我们的老师太极高手田绍先，教务长是以擅长刀术和“子母鸳鸯连环腿”而名震武林的刘百川老师，还有少林拳名家奚诚甫、八卦名家陈秉衡、擒拿角斗国手韩庄堂、形意高手奚鑫法……

翌年，怀瑾兄也考入了浙江国术馆。我们两届校友中，温州籍的学员也仅八九个人，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学。因此，我们彼此间也都很熟悉，课余、假日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或作伴外出。不过，个人性格各异，我喜欢人多热闹，怀瑾兄则似乎有些“不合群”，每每假日他大多是抱着几本书，躲到西湖边人迹稀少的地方看书，直至日斜暮色方回，于是一些调皮的同学都暗地称他“书蛀虫”。可我现在看来，怀瑾兄今后所以能成一代国学大家，是和他年轻时勤奋苦学，广汲博取所致。我虽出身书香门第，家里藏书数万卷，父亲也学富五车，自己与怀瑾兄相比却不由自惭形秽了。

我们在校除了练武，也教授英语、数学以及武术理论、国术史等学科课程，尤其是国语、历史课，更是延聘了浙江大学的丁安琪教授兼职任课。至于术科，学校采用的是不分流派的系统训练，除了每天上午四节术科课程以外，还要出操三十分钟，用来强化学员的国术基本功。尽管国术指导教师的门派不一，但我们师生之间却洋溢着和谐的暖意。在校期间，我和怀瑾兄只有在上午术课时有所交集，对于学科、练功，老师的要求非常严厉，我们也都不敢怠慢，每学期结束，怀瑾兄总是年级排名首位，我也排在年级第二。因此，田老师对我们俩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1937年春，省政府让学校指派两名优秀毕业班学员，到省政府为机关的官吏教授太极拳，我和另一位叫沈柏青的同学有幸被选中。当时，怀瑾兄在训练房里悄悄地走到我身边，对我能代表学校去省政府授课颇为赞赏，让我不要忽视这种难得的机会。接着，他很惊讶地对我说，人传你私底下又拜了刘百川为师？要知道，当时国术馆校规里就明文告知，国术教师不能私下收授学生，为此我作了很大努力。而且怀瑾兄还知道，我很可能将留校任助教，他开玩笑似地说，我们以后岂不成师生关系了？我均笑而未答，其实田老师已经向我透露过此消息。当时，我们俩都对自己的大好前程充满了自信。

然而，世上的事情并非时时如愿。三个月后，我和小沈在省政府教授太极拳、太极剑期满准备回校，临别参加了省政府的一个酒会。后来才知道，这个晚宴是时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为招待有国外贵宾参加的一个会议而举行的，我们两个毛头小子是省政府为答谢我们而捎带上的。九时许，宴会正斛筹交错之际，一侍从匆匆进入宴会厅，将一张电讯纸交给朱家骅，朱阅毕竟脸色大变，即时宣告：“日军在北京卢沟桥非法演习，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欲入城搜查，遭我拒绝后发炮轰城，与我当地驻军发生冲突……”这一天，正是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

七七事变后不久杭州沦陷前夕，浙江国术馆即宣布学校临时解散，所有学员一律遣散或回原籍，待时局好转后另行通知复课。我是家中的长子，因此和大多温州籍同学一样暂先回了温州，只有怀瑾兄和另一同乡郭正平（浙江国术馆第三期学员）去了其他地方，从此关山重重，我和怀瑾兄失去了联络。

我以为，从此我与怀瑾兄再无相见机会了。1988年我与妻子旅居美国旧金山，1992年4月我在家里翻阅当地的中文报纸，一则筹建温州至金华铁路的消息吸引了我，细细读后大喜过望，原来此项目的倡导者正是南怀瑾！是时他正在香港讲学。第二天我就按奈不住，按图索骥给怀瑾兄写信，并汇款向他订购了一些书籍。很快怀瑾兄就给我回信，因分别太久又彼此不了解对方的近况，他只是在信里除了问候并将自己的近况略作介绍，说自己在为筹建温金铁路奔走，寥寥数笔一张信笺我却读了数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信有生之年我俩还能得以相会。谁知此后怀瑾兄因弘扬国学日理万机，如闲云野鹤行踪不定，我们再次失去联系。

2004年10月，我与妻子落叶归根重回上海定居。2006年5月，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的长子在友人的指点下，用手机短信居然与怀瑾兄再次联系上，当时他恰好就在上海，于是立刻邀我去番禺路上的长发公寓共进晚餐。闻讯我们父子立刻驱车前往，相见时彼此精神矍铄，乡音未改鬓毛衰，感叹时光如梭分别已近七十载！说不完的离别之情，道不了的别后岁月沧桑。他告诉我，眼下他正在江苏吴江筹建“太湖大学堂”，专供弘扬国学、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用。他邀我待大学堂初具规模后，相约去吴江的大学堂现场察看。临别时，他还赠我一套记录抗战时期的史实纪录片《去大后方》的录像拷贝。

两年后的2008年9月底。我果然再次受怀瑾兄之邀，驱车前往吴江七都镇的“太湖大学堂”与老友相见。初进大学堂，我立刻被学堂的规模、设施所震撼——占地数百亩，建筑古朴，馆舍齐整且错落有致，教学设备一应俱全。怀瑾兄兴致勃勃地搀着我的手，亲自引领我们参观了大讲堂、图书馆、宿舍区乃至他自己的卧室，并一起在大餐厅用膳。此刻，我由衷地钦佩我的这位老学友之传播中华文化的毅力、专心致志的恒心，自叹惭愧。席间，他感叹昔日的同窗健在的也许只有我们俩了，表示有望能一起看到百岁。他见我手持实木手杖，说此杖笨重不堪久用，顺手赠我一柄粗藤手杖，说藤杖轻巧且坚韧，适宜耄耋老人使用。我对他说，我在美国工作的孙女、孙女婿都是他的拥趸和书迷，有望携他们一起来拜访南公，他微笑答允。临别他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廊外，见我们上车才依依作别。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会是我俩间的永诀！因为那时他面色红润，体魄健旺。

2012年，我的孙女、孙女婿被公司派来上海工作，我还特意告诉他们，择日带他们去引见南公，让他们好一阵雀跃。9月末中秋临近，孙女一家去温州公婆家团聚，路上他们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据车装广播报道，怀瑾兄因染疾骤然离世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令人目瞪口呆。此时我已体衰装了心脏起搏器不宜远出，只能让长子代为致电哀悼，自己默默祈祷怀瑾兄一路走好。

我与怀瑾兄虽非至交，却也是百年学友，我们结识时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再见时已是华发稀疏的耄耋老人。然而，怀瑾兄终生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益在当代，功在千秋。明年是怀瑾兄百年诞辰纪念，草拟拙文以志追思。

（本文由郑康先生长子郑源镐整理）

附录：

一、郑康先生简介： 

郑 康（1918年5月18日—2018年7月14日），字乐天，汉族，浙江瑞安人，父亲是当地乡绅，家资颇丰。

五岁启蒙，1928年入永嘉县第一小学，1931年考入温州瓯海中学，因参与“九·一八”事变学生会发起抵制日货风潮，以及1932年“一·二八”响应京沪学生反对政府与日本讲和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学籍，于1934年为开设在杭州的浙江省国术馆第二期专训班录取，习文练武。

1937年抗战爆发，国术馆解散。后经国民政府老臣、同盟会会员黄元秀推荐，赴金华参加浙江省军管区军官大队集训，立志从军。结业后初任温（州）处（州）师管区司令部侍卫队长，后调任师管区补充团一营一连中尉连长，于1939年11月随部队赶赴赣湘交界的樟树镇，参加著名的长沙会战。1940年9月调任永（嘉）乐（清）师管区司令部任人事编练科上尉部员，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3月退役经商。

1953年赴上海开办五金合作社，1956年公私合营进入上海万利电机厂，1961年并入上海无线电二厂，直至1979年退休。1988年8月旅居美国旧金山，2004年10月重回上海定居。

二、郑源镐：郑康先生长子，曾任《解放日报》社体育编辑部主任。

2006 年5月20日上海長發花園 

（左一）南懷瑾先生，（右一）鄭康先生

2008年9月30日太湖大學堂

（左一）鄭源鎬，（左二）鄭康先生

（右一）南懷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