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老著作结缘是因为幸运遇到了学识渊博之同事何先生，其知识、见地、才情远超于我，开始我很不服气，后来慢慢被其折服，其见我信服之后，推荐我读南老著作，并告诉我一定要先从《论语别裁》读起，当时我想南老是何先生最敬佩的人，肯定很厉害（《点灯的人——南怀瑾先生纪念文集》中《怀念到永远》作者大山人就是何先生）。所以我就开始读《论语别裁》，但开始确实没有读出什么，感觉《论语别裁》如同大白话一般多是简单叙述故事，缺乏逻辑严谨的分析。

因为我只是读而不懂得去感悟南老所叙述的中华文化命运多舛的宏大历史背景、不懂得结合人生经历去验证、不懂得如何深入思考的缘故，后来才慢慢读出其中的味道，当然现在理解何先生让我先读《论语别裁》的深意。

（一）

《论语别裁》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不论读者学历高低、职业贵贱、肤色黑白，都能从中受益，使深者不觉其浅，使浅者不觉其深，借用佛家的话就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

（二）

能如此都摄，足见南老的智慧才情。

能如此都摄，也是因为《论语》本就是讲做人的学问。 

南老对《论语》扫尘除垢还本复真，用明白晓畅引人入胜的方式重现其本来面目。

做学问既非咬文嚼字知识渊博的训诂，亦非阳春白雪格调高雅的文学，又非道貌岸然令人望而畏之的理学等等，而是如何学之于知、习之于行、验之于事、成之于人。

故不论其学历高低、职业贵贱、肤色黑白，其首先是人，都离不开学习做人。

因一切事都是人事。事成是因人成，事不成是因人不成，即事在人为。

由此可见“事”很重要，但“为”更重要，而所为之“人”更加重要。

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首重“做人”，故有“做人即是做事，做事即是做人，商道即是人道，人道即是商道”等说法。

（三）

或曰本就是人，何来做人之说？

虽然是人，但人生来大都是不合格的人，也就是南老所谓的“假人”，必须经过学习，方能成人。

所谓成人，就是成为人，成为合格的人，成为优秀的人，成为饱满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止于至善）。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没有人文文化，人和动物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想这就是在所有著述中，南老最为看重《论语别裁》的原因，并在其中不惜眉毛拖地不厌其烦地说明何谓“学问”，何谓“做人”深意之所在。

（四）

西方竞争文明携泥裹沙所向披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野蛮丛林法则开始主导人类社会，竞争不断加强、发展不断加速，导致个人普遍身心疲惫，家庭则矛盾重重、社会则问题丛生、地区则冲突不断。

西方物质文明发展至今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信仰危机可谓层出不穷，然对人类的危害威胁最大的应是心灵危机。

故有人说现代人越来越像动物，动物越来越像人，其然乎？其不然乎？

我想这应是南老半个多世纪前的忧心之所在，慧命如丝的中华文化能否传承发扬，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更关乎全人类的世运。

（五）

尽管《论语》是讲做人的学问，但自汉以降，各朝代高考指挥棒及后来以朱熹夫子章句义解为标准答案的导向，使得天下学子或重于于训诂、考据、疏释，或重于义理探幽，因循相习，积非成是（类如当下教育，谁都知道有问题，但谁都难改），于是将错就错，逐渐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原，期间偶有人提出异议，但仍于势无补淹没于历史潮流之中。

（六）

古人发现了永恒真理，用当时文字表述出来以流传后世，后世尊称之为经典。

故经典本身不是智慧，但经典蕴藏着智慧。

经典本身不是真理，经典只是真理的载体。

真理是永恒的，既没有新过，也没有旧过，但承载真理的经典却有时代之特征或烙印。

真理没有时空限制，但表述真理的古人有时空限制，其在表述真理时必然要用到当时的文字、风物、制度、人情等，其不可能脱离其生活时代，如古人那时有马车但没汽车，所以《论语》中有“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之譬喻；有飞鸽传书但没手机，故有“云中谁寄锦书来”，有弓箭但没有枪炮，故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古人表述的真理是“内容”，将真理用当时的文字并结合的当时风物、制度、人情表述是“形式”，要透过形式掌握内容，故先要掌握形式，掌握形式当然不是终极目的。

但慢慢在学习经典过程中，日久生弊，或注重于形式而忽视了内容，从而变为舍本逐末；或注重于义理探幽而忽视践行，从而变成空中楼阁，忘记了探求、明证、实践真理智慧之终极目的。

或曰：先是求道、学道，然后是明道、证道，最后是体道、行道，即所谓下学而上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时时、事事、处处合于道中。。。（小子又想当然了）

（七）

因秦火一炬焚书坑儒，故汉儒以降重训诂、考据、疏释也是理所当然，进而宋明理学的升起显然是对汉唐儒学势所必然的矫枉过正，而到了清代恢复朴学显然也是对宋明理学必然而然的矫枉过正（类如走钢丝一般，左偏则纠之以右，右偏则纠之以左），故以时空而言，此皆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之权宜。

因为居中守中、执两用中不易，如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故权宜是对当时之权宜，当然不能作为固定范式，作为固定范式当然会日久生弊。

故到了清末，遭遇鸦片战争无力反抗的屈辱，面临中华民族被瓜分的危局，西方外向强势竞争文明所往披靡，已成席卷全球之势，因为当时留过洋的老牌留学生发现不论左偏或右偏都解决不了现实问题，那就干脆打倒不要了，还是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比较简单易学，况且又是当下人类文明的主流。训诂、疏释、义理之学对民族救亡图存于时无补，故自然迁怒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

从而拉开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全面否定儒家为代表中华文化的序幕，所以南老说“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

（八）

如果没有遭遇西方文明的入侵，相信中华文化会在朝代更迭治乱循环中存在下去，这绝非是说中华文化是弱势文化，或不思进取的文化，反而是达到人类文明顶峰的文化。

动物状态表现为兽性，人类状态表现为人性，兽性是野蛮的标志，人性是文明的标志。

如果说兽性是自私，神性是无私，人性是亦公亦私的话，则可以说西方向外争夺争抢的外向型竞争文明距离兽性更近一些，东方向内反求诸己的内向型和合文明则距离神性更近一些。

所以东西文明在19世纪交锋汇聚，西方处于强势，东方处于弱势，不是东方文明不先进而是太先进了，以致探求的方向从身外转向了心内，并发力于心内。

身外成功的标志是占有、是强大，心内成功的标志是克己复礼、是放下。

发力于心内对个人来说无可厚非，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一旦遭遇外敌入侵就危险了，古印度文明的覆灭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中华文化到了清末如此遭遇原因可能也在于此，此即所谓中华文明的劫运，如此劫运很难具体怪到某个人身上，也就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共业。

但中华民族毕竟福泽绵长，中华文化必然劫后复兴。

（九）

南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解读经典从而使千万人正确认识并热爱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检验南老一生，可以说其行谊合于经典之道，也就一生奉行经典的道理。

行一时不易，行一日更不易，行一月则更难，而南老行于一生。

不禁想起赞叹孔子的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反观自照，惭愧莫名，虽道不远人，然常背道而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忽然深切体悟冉求的借口了。

但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真发心方有真知，有真知方有真行，有真行方有真知，有真知方有真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