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文化来讲，自汉文帝、景帝以后，“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渐奠定基础。而汉武帝时代选举制度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品德。所谓“贤、良、方、正”之士的选拔，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养为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后，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历代帝王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训和准绳。然而“孝道”是宗法社会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标准，它有时与国家观念或忠君思想不能两全其美。唐代以后，为求忠孝思想的统一，便将《孝经》和“大孝于天下”的精神调和贯串，而产生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以孝道治天下”绝对没有错，而且“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在近代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孝道”却在历史政治上出现了正反两次的巨变。这正如庄子所说，一般人为了提防扒手与偷窃，一定把东西封锁起来，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识。但是大盗们来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柜子，而唯恐你封锁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难料的变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复，如果不好学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学的堂奥，岂能深切了解一种文化思想的利弊？！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相信清兵入关后，只以三部书就统治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去，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作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义；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试想，人人都须做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举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正变也罢，反变也罢，历史文化的演变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外受西方思想风气的压力，仍然想要讲究“孝道”而谈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够尽遂人意。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并不需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半西化。事实上，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单从教育方面来讲，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人心的观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爱”的教育为重心。尽管有人做调和论者，犹如运用八卦的“纳甲”方式，解释“爱”与孔子所说的“仁”是同样的意义，但言“仁”者自论其“仁”，主张“爱”者还自讲其“爱”。“上帝爱世人”和“我爱你”、“父母爱子女”、“师长爱学生”，一片模糊，统统进入混淆不清、“一以贯之”的笼统观念。其实，这许多“爱”的概念，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才可“知其方”矣。

无论在美国、在欧洲，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习惯和范围，并非一味的“溺爱”。他以“爱”为中心，培养后一代各自独立奋斗的精神，并不像我们“拿到鸡毛当令箭”，因此而产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变成“溺爱”和“乱爱”为能事。这是作为现代中国家庭主体的父母们，必须重新检讨的地方。

与此相对的，作为现代子女的中国青少年们，对于固有传统的“孝道”，必须了解它便是“爱”的延伸和“爱”的反应。因为大家只从表面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见他们做父母的对子女尽心尽力地付出“爱”，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们的老年父母，老无所归，“不亡以待尽”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触目皆是。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会习惯上的最大漏洞，并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乏“爱”父母之心。据我所知以及所接触到的欧、美人士，当然包括青年人，他们思念父母之情，绝不亚于东方的“孝”心。他们在谈话中，也时常流露出思归与惦念父母家人的情怀。最近有一位法国学生，回国以后来信向我诉说，因为老年父母有意见，闹离婚，使他内心有无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严重的肠胃病。谁说在西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说他们缺乏了“孝道”的具体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爱”的延伸，也便是“爱”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