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两千多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们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尚书》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经》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