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纪前六十年来教育的变和惑

 南怀瑾

教育乃国家命脉和民族精神之所系。我们的教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来，从旧式的传统，几经变革而到现在（编按：本书初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但是我们还得承认我们现在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虽然形似进步，仍然存有太多的困扰与矛盾。因此促使青少年们在现行的教育方式之下，产生了许多心理的反抗与思想的迷惘。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新旧教育的实际变相中寻求前因和后果，才能知所先后，深思反省而庄敬自强起来；否则，又会本末倒置，变成一个“不知所云”的结论。

由旧式的家塾到新式的学校

距今五六十年以前（编按：本书初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教育实在不普及，虽然自宋代以后，各省地方便有公立和私立书院存在，但是那是高级学府，相当于现行教育制度中所包括的中学（初中和高中）到大学的性质。主持书院的老师又称为“山长”，他是一人包办的责任式之导师制。学生的来源，是绝对的自由从师，并非政府命令的规定。教学的内容，也有为专赶科场（考试功名）而研读“制义”——考试用的八股文的时文，等于现在的补习班，也有为研究经学而讲论心性的理学，或者兼带文章的讲习。然而能够读得起书院的学生，都是已经学有底子，或者已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虽然是家境清贫，但总能设法弄到聊足温饱而专攻苦读。至于一般自幼年开始如何到家塾去发蒙入学，以及在家塾读书的情形，需要略作简介，俾知变革中新旧教育的得失，有一比较。同时也为使将来研究教育的青年同学们稍微知道一些旧式教育的实际资料。

家塾教育的回顾

我们的传统，遵照《礼记》的精神，童子六岁入小学，每个人到了六岁，便应该开始读书识字，但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乡村或城市中，国民经济与风俗习惯并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岁的时候便可读书受教育。第一，并无公家设立的学校，全靠大家凑足人数和财力，专请一位老师设立一个“蒙馆”——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家塾，真不容易办。第二，一般乡村情形，并不都像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上，却是“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便是清朝末代的大体现象。所以农村子弟即便比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儿童未解供耕织，也旁桑阴学种瓜”。读书、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专有的职业，一般人们好像本来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适当的家塾，一个子弟开始进入学馆去“启蒙”求学时，那真如办一件相当慎重的大事似的。当然那时只限于男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学的家庭，在开始上学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灵位，背着书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学。到了学塾里，先要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或神位，然后再拜老师。安好桌位，才由老师慢慢地开始教授读书和写字。距今三十年前（编按：本书初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对于老师，都是尊称为“先生”，或者在先生之上，加上一个姓氏。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称教学的“先生”叫老师的。一般学生抑或学手工艺的学徒，都称老师叫“师傅”。只有民间社会，对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师”。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带，大致相同。现在时代的风气变了，在这二三十年来，叫“老师”做“先生”的，却被认为是不礼貌。由此可知是非礼义的标准，完全是因时因地的人为而定，哪里会有一成不变的绝对规范呢？

旧式家塾的读书

当时在家塾中发蒙的学生，读的是什么书呢？大致分两种情形：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六岁到九岁之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需要背诵熟练，以备不时之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功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上，老师各个分别地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首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总之，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旧式家塾里对写字的启蒙

塾师和家塾

讲到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喽？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一直要称它做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格差别。

至于在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首足为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

傍人门户过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

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

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作青云客，

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旧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账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