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有诸多要素，其中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孝道，尤其是在两汉时期，就连皇帝的谥号，都要在最上边加一个“孝”字，可见孝道在当时的崇高地位。佛教传入中国走向中国化，与孝道融合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坎。因此，最初的佛经译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巧妙周全。竺法护所译《盂兰盆经》就是 这样一部成功译作。

竺法护（231 — 308）又称昙摩罗刹，“法护”乃意译，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竺法护在长安、洛阳居住，专事译经，精勤行道，广布德化，时称月支菩萨。法护因原居敦煌，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今西安西郊有塔，塔砖烧造时多刻有“敦煌菩萨”字样铭文，殊为珍贵。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岁高龄入寂。

鸠摩罗什之前，到中国的译经师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总计154部309卷，其中有《般若》经类、《华严》经类、《宝积》经类、《大集》经类、《涅槃》《法华》经类，种类繁多，几乎把西域当时流行的要籍全部加以翻译。本文之所以介绍竺法护，是由于他有一部被形而上学不太重视，却被世间诸多阶层不懈传诵、千年不乏的经典，即《盂兰盆经》。这是一部融通中国孝道传统，一千七百多年来流传最广泛、在民间影响最大的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成功译作，也可以称为“佛教普世第一经”。

外来思想与中华传统的最大冲突，即佛教与孝道的内在矛盾，从佛教传入之始就是一个大问题。东汉牟子《理惑论》中，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个重点。孔夫子说：“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僧人抛弃家庭，背离父母，尽管熟悉佛学的精英阶层一再解释，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读书人和老百姓仍然普遍认为此乃不孝。为了扭转中国人的看法，除了《理惑论》这样的论文之外，一个最能够感天动地温暖人心的，就是充分发挥了宣导作用的《盂兰盆经》，以及与《盂兰盆经》可以归为一类的《六方礼经》（一卷，东汉安世高译）、《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三卷，竺法护译）、《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鸠摩罗什译）、《佛说孝子经》（失译人名）以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有关孝道思想的经典。

《佛说盂兰盆经》记述本经因缘发起在印度，初发起时，本意是供佛斋僧，到了中国变成超度鬼神，尊崇孝道。经文讲述佛陀的弟子目连尊者出家后深知自己母亲因杀生太多，死后必堕落。他一片孝心，为搭救母亲而急不可耐地学神通，取得佛门“神通第一”的成就，于是以天眼遍观三界六道，结果发现其亡母在饿鬼道，腹大如鼓，咽小如针，嘴里冒烟，饥肠辘辘却吃不下任何东西。目连以钵盛饭飨母，母一手持钵，一手遮掩不令旁见，悭贪之习依然如故，饭未到嘴即变成火炭。目连自知无力，为拯救母亲脱离此苦，乃向佛陀请示解救之法。佛言：亦非我之力能为，须赖众僧之力回向乃可救之。佛陀指示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即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此日乃安居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三宝，能蒙无量功德，得救七世父母。目连遵照佛陀指示，于当日设斋供僧，其母即得脱离饿鬼之苦，往生天界。全文不过约八百字，却情节跌宕，情感真切，义理明确，有体有用，特别容易让人们接受。因此，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以及士子达人，凡有父母的人，都不能不考虑接受他的引导，投入为父母解脱苦难的祈祷。

《盂兰盆经》译于哪一年暂不可考，应该不会晚于竺法护逝世的公元308年。二百三十多年后，由于梁武帝在大同四年（538）开创了“盂兰盆节”，依本经而举行法会，以致从此盛行将近 1500年，直至当今仍然是所有寺院每年最重要的法会之一，影响巨大深远。

当然，或许民间的“盂兰盆节”要比皇帝钦定的更早。例如，作为“一带一路”先驱者的法显，游历三十余国后于公元412年在长广郡（青岛崂山）登陆回到祖国，他遇到的两位猎人曾经对他说：“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腊，是祭祀的意思。从猎人的口气来看，七月十五日是供养佛的一个节日，虽然没有细说，那应该就是根据《盂兰盆经》而定下的“盂兰盆节”。此时距竺法护去世已经一百多年，看起来七月十五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早于梁武帝时已经在民间盛 行。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佛说盂兰盆经》时有一段深情回忆:“我的家乡就在台湾海峡对面，小时候，记得每年的夏历七月半有个很热闹的节目，叫做‘放河灯’。在夜里，河上驶着做法事的船只，和尚念经，一路叮叮当当，木鱼、铃铛法器等敲得很动听，唱诵的声音也很优美，然后一个莲花一个灯，从船上接连放到河面上，放荡开来，挤得整条河都是闪闪发光的莲花灯，很美丽，也很令人伤感。据说这是为了超度河里淹水死的冤魂，解除他们的痛苦。也算是属于盂兰盆会的一种。”

“一般民间讹传，七月里鬼门关开了，阎罗王一年一度给鬼放假，让他们出来玩玩，到了夏历七月三十晚上（地藏菩萨生日）又要回去。这个恩典，据说就从目连救母的盂兰盆开始，又说是地藏王菩萨大发慈悲，出面给阎王讲情。所以每到了七月三十晚上，我们这些孩子便拿着香把，一支支插在地上，然后老祖母叫我们跪下来拜，拜地藏王菩萨，因为菩萨做了保证人，现在他要把放出来的鬼魂收回去，只要有一个鬼留了下来，地藏王菩萨便没面子啦。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构成了这么一套民俗信仰的故事，很严重，其中大有文章呢！”

令我感慨的，是中国传统的“鬼节”往往被指斥为迷信， 大多受到禁绝。而近年来，西方的“鬼节”—— 万圣节却日益兴旺，不见遏阻。特别是在倾向西化的所谓高档社区，照例都要组织孩子们提着南瓜灯挨户敲门索要糖果。我不反对南瓜灯，但是也希望不要禁绝莲花灯。

与《盂兰盆经》密切相关的是“梁皇忏”。梁武帝不但提倡《盂兰盆经》，开创“盂兰盆节”，还提倡经忏。据传，因皇后郗氏死后，变成大蟒蛇来托梦，说她在世时嫉妒宫女，凡与皇帝亲近者，多加杀害，现在自己死后，受报为大蟒蛇，不得解脱，希望梁武帝念在过去情分，想法子救她，帮她在佛前求忏悔做功德。因此梁武帝（约公元503年间）将当时佛经中所有找得到的忏悔经文收集起来，自己又做了一篇祭文，替皇后修法忏悔，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梁皇忏”。

《盂兰盆经》、“盂兰盆节”、“梁皇忏”，构成佛教与孝道密切结合的民间形式，深入人心。而“盂兰盆节”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譬如到了唐朝，大约公元 750年间，“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来到中国，根据唐密经典编集了一部“瑜伽焰口”。经文中讲，佛弟子阿难忽然看到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出现在他面前，吓了他一跳，赶快找佛询问所见何物。佛说这是鬼王，叫“面然大士”，也是菩萨，他带领一些无法饮食的饿鬼，希望你能帮忙超度他们。阿难说：我没有道，怎么度化？于是佛便传了一些咒语给他，教他如何依法而行，解救那些饿鬼众生的痛苦。这些依据“瑜伽焰口”持咒做法的仪式，加上密宗一些其他咒语和各种亡魂的忏文，统称为“放焰口”。“放焰口”是为了超度孤魂野鬼，与《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主旨相符，在“盂兰盆节”上是重头戏。

到唐朝末年（约公元 860年间），忏法中又增添了新的法本 —— 水忏，来源是一段讲述因果的传奇。据说知玄法师膝盖下生了个“人面疮”，想尽办法仍然不能痊愈，最后偶遇一位得道的罗汉，说这是你前世的冤仇债主，靠药物无法医治。于是为他持咒超度冤魂，然后引清水给他一洗，水到病除。这篇乞法水、消愆尤的忏文就叫作“水忏”，民间有灾有难无可奈何时，求之不得。

南怀瑾先生描述说：“这些焰口、水忏、梁皇忏等等的忏悔行法，形成了中国佛教别具风格的水陆道场等法会。法会期间，白天诵经拜忏，晚上蒙山施食、放焰口，闹闹热热得不得了。这样一场戏唱下来，起码三天，当大和尚的都累死了，不但要唱得好，喉咙也要耐用，手还要不停地比画结印，坐在那个法座上，一下就是三四个钟头，也是一种不简单的定力呢！”

从东汉初年楚王奉佛的“洁斋三月”，直到晚近当下的寺院经忏，两千年来佛教以俗谛安定人心，把根扎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一部一部的经忏，和孝道相互彰显，彼此发明。尤其盂兰盆会，不只为了超荐此生父母，而是推及七世父母，甚至远及千生万生都在超荐之列。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更要孝敬天下人的父母，视一切众生如己出，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佛教居然华丽转身，成为履行“至孝”的大德，实在让以违逆孝道之名而诘难抨击佛教的儒家瞠目结舌。

我曾经专门取道邢台，拜谒古玉泉寺，与当代高僧净慧长老促膝长谈，论及儒释两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一致认同：儒家的贡献是两个字 ——“忠孝”，而佛家的贡献也是两个字 ——“因果”。佛教最为看重的因果报应，曾经长时间被斥为“迷信”，特别是认为宗教只是统治者为了愚弄麻痹人民才加以利用的，其实这种认识是简单粗暴，很片面的。史实显示，宗教的主流是一柄双刃剑，不仅起到“神道设教”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也使统治者在神明之下，一旦滥用权力时不免有所收敛。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考察，道德的倡导，制度的约束，有时不如精神与心灵的提升。道德受经济的制约，制度受权力的干扰，而精神与心灵，才是人道本性的保证。古往今来，多少暴君寡人，他们践踏道德，蹂躏制度，阴险残忍，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阻遏，而因果报应思想，给他们预设了逃脱不了的下场。儒家以天人感应向统治者示警，佛教则以三世轮回预告，让那些独夫民贼深夜扪心，不寒而栗；让社会舆论正义不倒，万众舒心。《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不是靠教理的高论，而是靠生动的情节、真实的感受，把因果报应深刻地印在亿万民众的心上。

南怀瑾先生还指出经忏攫取人心的另一特色，即高超的文学笔法。他回忆看到经忏文字时的感觉，说：“其中有些凄艳美丽的文字，是经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等的修改。超度的文句，各行各业都有，什么孤魂野啦、红粉佳人啦、文臣武将啦，乃至离家在外做生意客死他乡的，吊死的、溺死的、烧死的，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我小时候寒暑假时，在僧寺读书，翻开焰口的文字，一看便入了迷。那文字太美了，尤其什么‘昔日风流都不见，绿杨芳草骷髅寒’，这类的词句，差点让自己给迷住了。”“焰口一来中国，配合前述几部经忏，使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流布得更广更深。那时教育并不普及，净土、华严、唯识等宗派的佛理哲学研究，只是少数上层的知识分子热衷而已。真正推动民间佛教发展的，倒是这些同孝道思想关系密切的经文和忏文，并且在民间同时流行的道教也受此很大的影响。”

唐朝末年，有一位被尊为华严宗五祖，同时会通禅宗的佛教大学者宗密在晚年祭拜双亲时写下一段文字，阐明他对《盂兰盆经》的高度评价：

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应孝子之恳诚，救二亲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唯盂兰盆之教焉！宗密罪衅，早年丧亲。每履雪霜之悲，永怀风树之恨。窃以终身坟垄，卒世蒸尝，虽展孝思，不资神道。遂搜索圣贤之教，虔求追荐之方。得此法门，实是妙行，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历多载，兼讲其诰，用是未闻。今因归乡，依日开设。道俗耆艾，悲喜遵行，异口同音，请制新疏。心在松柏，岂慢乡闾，式允来情，发挥要道。

他认为，从人类世界开辟以来，充斥于天地之间，沟通于人神之际，超越于贵贱之别，令儒家和佛门都以之为主旨的，那只有孝道才是啊！而呼应孝子的恳切诚挚，拯救父母双亲的苦难厄运，酬谢昊天上帝的生恩懿德，那也只有依照《盂兰盆经》的教理才能做到吧！宗密我罪孽深重，童稚岁月就失去双亲。每当雪寒霜冻悲天悯人的时候，我就永远抱恨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内心深处认为，虽然父母故去已经营造坟墓，秋冬二祭并无缺憾，表现了晚辈的孝心哀思，但是却无助于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逝者。于是我搜寻探索圣者贤人的教诲，虔心追求诵经礼忏超度逝者的方法。如今得到《盂兰盆经》教诲的法门，实在是高超的方式，即每年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佛法僧三宝。宗密我已经依法修习崇敬多年，同时对没有听说过此经的人们宣讲其对大众的训诫劝勉。如今我回到故乡，依照盂兰盆节的日期开设法会。无论僧俗老少，悲欣交集，都来依法赴会，异口同声，请我写作一篇对《盂兰盆经》的新疏解说。我怀念祖先，不敢怠慢乡亲，满足大家的要求，对经典的宗旨做一次发挥吧。

宗密为了解说作为出家人为什么祭拜双亲而做的这篇短序，充分显示 《盂兰盆经》深入人心、贯通儒释的精神力量，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突出例证。

（转载自《中华文化》杂志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