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各位都是很熟悉的，前段时间绍刚教务长跟我说，可能要开个内部的关于南怀瑾先生的座谈会。今天临时赶来，路上我也在琢磨，但我实在想不好从哪个角度来谈。佛教里有一个思想，“众生各证一境，各一宇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同一个社会的认识，各自的方法不同，会得出不同的认知，有时候认知之间也许有交叉，但都是从各自的角度来判断的。南怀瑾先生对于我们而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识的南先生，因为大家的角度不同。我从我个人跟南先生接触的角度，与南先生生前的交往，是一种认识，南先生走了以后，在同大家交流中，又有新的认识。

愚见以为，要认识南怀瑾先生的话，可能有两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前置条件，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再来谈如何认识南怀瑾先生，我感觉会有一点启发。

第一，如何认识中华文化。习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也在各种场合讲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中断。但是现在面对中华文化5000年文明史，到底怎么认知它？严格意义来讲，面对一个外国朋友，他从来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给你10-30分钟，你要介绍中华文化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用什么东西去介绍，并且这种话不能只说给自己听，要让不了解中华文化的其他朋友一听就能明白，这就涉及到怎么认识中华文化的问题。

第二，研究中华文化的方法。我感觉我们这100多年来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认识一直在反复当中，到今天为止，虽然习近平主席也在讲文化自信，也开始在倡导我们自身要接续我们中华文明的文脉，但我始终感觉大家真正意义上形成共识的，中华文明到底在说什么，可能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东西，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中华文化？我个人有个感觉，今天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哲学，讲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很大程度上用了西方文化的方法。我讲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西方的东西，我打个不成熟的比喻，民间有个说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比方说中国文化是一把锁，西方文化是一把钥匙的话，我们等于现在用了西方文化的钥匙，来开中国文化这把锁，我感觉始终是不得要领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讲中国哲学，我们始终会从本体论、认识论、各种论上去概括，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哲学家是不是原来就是这个体系？我感觉这里头是需要打问号的。这里头还牵涉到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例如讲中国历史，用上古、中古、近现代来断代，这种划分的方法适不适合中华文明的特性？包括我们界定文明成熟的几个要素，有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些标准是不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的特性？我的意思不是说排除这套东西不要，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华文明是不是有自身的特性和特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对这一点还是比较模糊的。

我提出以上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到底怎么认识中国文化？第二，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审视中国文化？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考虑到中华文化的自身视觉，我始终觉得研究出来的东西或定位出来的东西，跟我们中华文化本身的东西会有距离。

在对以上两个问题有了认识后，我再来谈谈对南怀瑾先生的认识。我觉得南先生恰恰是从中华文化本身的立场来评价中华文化，而不是用另外的标准和尺度来评判中华文化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不对。之所以有这个认识的结论，就在于它的方法，是用我们中华文化自身的那套方法来解读我们中华文化的特性。如果说把南先生界定成一个学者，我觉得并不准确，甚至你把他界定为哲学家，我觉得也不准确，甚至把定位为宗教家，也不是那么恰当。在南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过去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是接续了这样一个文脉，来如实地认知我们的中国文化，用我们自身的那套方法来解读中国文化。所以你们看到他的东西，与我们今天的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很多方法不同，也就存在有学者对他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要正确地面对。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方法不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本身就不一致，所以结论在别人那里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认可。但我觉得这大可不必以高下、对错、高低来评判，这要放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坐标里头来认知，我们中华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脉络？把这个理清楚了，自然就知道哪个方法、哪个评判符合中华文化自身的文化道路和文化自信。也就是说，要把南怀瑾先生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坐标里头来定位他，而不是单纯说是儒家、佛家，哪一个家都不能单一的定位他，而应该放到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里头来看，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样。现在大家怎么认知，我觉得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认知，大家开始对中华文明有了认知以后，可能对南怀瑾先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

现在，我就讲讲我自己对南怀瑾先生的认识。他最大的特点是，特别提倡中华文化“经世致用”，这个特点最明显。他不是关在书斋里面研究学问的，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光讲学的。我觉得要真正彻底理解南先生，除了在温州老家浙东的永嘉学派之外，更重要的是蜀学。我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如果不能够理解南先生在四川十年接触的人和事，你不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南怀瑾，他在那个地方接触的人、师长，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没有的条件，而这些人当年身上继承下来的东西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为什么他一直讲，他一辈子老师很多，但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个——袁焕仙先生。而袁先生当年从政界退出来，一生致力于儒释道文化的传承，从这一点上启发了南先生。

当年南先生初到成都，在成都人生地不熟，但他最早认识的就是钱吉，对南先生很好，南先生后来跟他分开以后，当时钱吉送给南先生一首诗，“侠骨柔情天付予，临风玉树立中衢”，这是对南先生的印象，南先生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帅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两句话是重点，“知君关心两件事,世上苍生架上书”。南先生一辈子就在围绕这两件事，从这句话来讲，南先生就不是书斋里面光读书的学者，不是在故纸堆里去做一些考据，或者做一些概括。有的研究人员，写起书来洋洋大观，讲起话来洋洋洒洒，但他讲的东西、写的东西跟现实脱节、跟社会脱节。钱吉觉得南先生将来一辈子就在干这个事，“世上苍生架上书”，他一生的学问是重视现实社会和实用的。理解这个，才理解最后南先生一辈子从事的东西都围绕这个核心在展开。钱吉在年轻的时候对南先生的判断和定位很准，他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我们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如果不回到这个路线上来，恰恰就被带偏了。学问是学问，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两个脱节的，就会造成我们整个思想文化的混乱。而我们中国几千年，最大的学问是看一套东西在现实社会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切学问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讲起话可以滔滔不绝，但社会乱了，国家乱了，让你拿个主意，你毫无办法。如果坐在那个地方谈经论道，滔滔不绝，但最后治国理政，要解决问题，让你拿出个良策来，没办法。钱吉送南先生的诗里讲“世上苍生架上书”，这两个东西要结合。所以南先生一辈子是沿着这个路线在走，我觉得这个路线不是南先生的发明，恰恰是接续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刚才讲的历史上的路线。甚至有时候不顾自己的名声，哪怕别人对我质疑、对我怀疑，但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在国家和民族面前，牺牲我自己无所谓，我想南先生也做到了。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从一句诗上能够理解南先生一辈子的追求和他干的事业。

第二句诗是当年国熙兄到美国去学习，临走给他送行的时候，南先生写了一首七律，中间有两句话，“功勋富贵原余事，济世利他重实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真正精神，不管是从儒家、道家、佛教，今天有人讲某一家只管自修的，那一家是管济世的，哪一家是入世的，实际上中国文化这几家里头，不能严格意义上分开，只是在哪个阶段偏重哪个方向而已。儒家有兼济天下的精神，但也有独善其身的时候，不是哪个对和错，而是什么时候需要用。道家也有，道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隐士，南先生讲往往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收拾残局的都是道家人物，你说它是隐的，还是入世的？看你怎么用。佛教也是，大家都讲大乘佛教利他的精神，好像是渡人的，如果自己的问题没解决，渡人还有基础吗？没有。但如果每个人学习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你要兼济天下，要利他，要修菩萨，要当神仙，要当圣贤，不是光是嘴上讲修养好就是圣人，“功勋富贵原余事”，这些东西在真正中华文化的圣贤面前，它不是用功勋富贵来衡量一个人的。但我们讲利他也好，兼济也好，关键不是光讲理论，我感觉今天讲儒家有兼济天下，讲佛教有利他，讲道家有救世，但我们都是在理论上讲的多。最后你要开出一个方子来，在今天现实社会，到底怎么样能够解决问题，不能只是用道德去绑架人，而应该指引现实社会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这一点，南先生身上不光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句诗是写给国熙兄的，南先生一辈子的人生历程里头，到最后他有一句有名的话，“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如天下人”，试问这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自己牺牲了所有自己的东西，真的把自己奉献出来，为文化、为国家和民族做事情。同时他一辈子不光是在读书、在讲学，我们今天只读南先生的书的话，觉得讲的东西很好，但他也在做，金温铁路修成了，但最后所有的股权全部转让，最难的是牵线两岸和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讲起经济来都是一套，讲起哲学来都一套，但我们对现实国家，这些大的难题，我们怎么解决？南先生为什么讲利他要“重实行”？就是你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推动这个社会、国家、民族往前进步，我们应该重视的是这个。从他写的诗里头，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一生的这些心得，并且他这么去做。

第三是最近习近平主席讲“双结合”，确实是我们应该回答和做的问题。具体怎么做呢？南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话，“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文化的精神”。我觉得把这四句话搞好了，也符合“双结合”的精神。但这四句话怎么弄好，是个大话题。这四句话在40年前就提出来了，很有远见。我觉得不仅仅是“双结合”的问题，世界文明要真正实现所谓全球各种文化文明互鉴、文化共存，如果我们不能走这个路线，世界还会一团糟的。我们中国文化没有排他性，我们一直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开始到现在，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在于文化的兼容，各种东西来了都化掉了，都变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从来不排斥，所以我们会把各种优秀的东西结合很好，最后成为了自己的东西。这一个世纪以来有点堪忧，我们也在接受外面的东西进来，反过来外面的东西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完全盖住了，外面的东西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但我们发现外面的东西，有些能解决问题，有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全是拿来主义，所以要“双结合”。怎么结合？可以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和大同世界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光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我们容易两极分化，这个社会就不太平了；还有”资本主义的管理”，讲共同富裕不能是吃大锅饭，总得还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可以让大家遵循的东西，借鉴（扬弃）西方工业化以来的某些管理经验；还有“中华文化的精神”，中华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经世致用，这是汉代以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最大的分野。我们讲中华文明，春秋战国就是诸子学，到了汉代就是经学。为什么会出现经学？为什么会出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有个特点是“微言大意”，我不专门在哪一句上、哪个字上去抠，我把文化的精神理解透，总的思想是什么，怎么指导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今文经学的特点。所以从汉代以来，我们历史上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这两条线都在并用，但就看哪个时代需要用什么的时候，可能那个方向就发达一点。南先生老家是温州，温州的浙东学派重要的就是讲实用，就是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恰恰就是从汉代以来，今文经学一脉相承的，所以南先生一辈子就是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经世致用就是中华文化一直贯穿始终的一个主线。我们今天要继承中华文化，要让五千年的文明不断，最重要的是回到这上面。

回到我刚才讲的原点，怎么样来认识南怀瑾先生？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放在中华文明这个大的历史坐标里头，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南先生一辈子在秉持这个精神，在传承中华文脉不断。我自己的学习体会，中华文明未来要想在全球文明的交流当中，跟西方文明不同的，也是这一点。我们今天再来看“南怀瑾先生与中华文化”这个话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上面来。我们关注南怀瑾先生，不是关注这个人，而是关注五千年的文明，他一辈子关心的也是这个，他在台湾出的第一部书叫做《禅海蠡测》，原版《禅海蠡测》的封底上有一句话，“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南先生一辈子是干这个事的，而不只是儒家、佛家、道家，他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文脉能不能够延续，他用他一生的生命在守护，他用一生的行动在实践，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知识分子都有启发。如果我们天下的读书人都能回到这个路线上来，我觉得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在未来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当中，一定可以大放异彩。这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我觉得也是世界的希望。

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中国人除了继承好中华文化的精神以外，关键是还要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找到方向。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各种各样的东西比较混乱，但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一路高歌，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智慧从哪来？回过头来看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里头，哪些最好的文化基因是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概括出来。我们中国人今天做的事情，一方面是接续这五千年的文脉，另一方面是结合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构建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的体会，讲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不是走过去的老路，不是回头，而是返本开新。所以南怀瑾先生的四句话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愿意沿着这个方向不停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