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在 1992 年因希望工程而结缘南怀瑾；次年，徐永光到香港第一次拜会南怀瑾后，在此后 20 年里，他每年都会去看望南怀瑾并聆听老师的教诲。南怀瑾老师生前对徐永光发起的希望工程以及后来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公民计划，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还为希望工程十周年打造的“希望之钟”撰写铭文，留下千古教育绝唱。

因疫情原因，身在北京的徐永光与记者相约腾讯视频，接受在线访问。

记：您是温州人，能否介绍一下在温州生活的简要轨迹？您是如何从温州走出去并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

徐：我是温州市鹿城区人，1949 年出生的，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会介绍自己“生于民国 38 年”。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家里兄弟姐妹四五个，靠母亲给人补袜子过活。为了让孩子有口饭吃，我和一个姐姐先后送人抚养。姐姐一去就没回来，我去的是有钱人家，坚持白天在那里混吃混喝，晚上一定要回家睡觉，最终没有送成。

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当然是肚子饿，每天催妈妈做的事就是“快做饭吧”。后来妈妈去做工，也顾不上我读书的事，所以我比别人上学要晚，上学还是我自己找到户口本到学校报的名。妈妈下班回来，我跟妈妈说“我已经报名上学了”。初中毕业那年，碰上“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浩劫，害得我们这一代初中生，没有一个上过高中。

1968 年我当了兵。部队生活很艰苦，也很锻炼人，虽然我只当了三年兵，最高职务是班长，但“行伍出身”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经历。退伍回温州后，我被分配到邮电局当工人。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我成为温州邮电局临时领导小组秘书。1978 年团中央恢复工作，筹备第十次团代会，在全国抽调人手，我也在抽调之列。是什么机遇把我抽调到团中央？是因为我参加浙江省邮电系统的一些活动，能写会讲，被省邮电局局长韩国立看上了，浙江省邮电系统有一个推荐参加团十大筹备工作的名额，他就想到了我。当时我的身份还是工人，也许叫“以工代干”。

开完团十大后，我就被要求留团中央工作。我不想留，因为“草根”性格，野性十足，在高处找不到感觉。当时的团中央组织部老部长陈白皋和我谈话，从上午上班到下午下班，谈了整整一天，我还没有表态。他说“明天接着谈”，我才知道不答应不行了。

1979 年我被正式调入团中央组织部，为干事；1980 年任副处长，后来是处长、副部长，1986 年任组织部部长，1988 年任团中央常委。都是 2 年一个台阶。

记：您在团中央工作得好好的，怎么后来又去干基金会了呢？从“仕途”转向民间公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徐：1987 年筹备共青团十二大，我是团中央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组长，负责起草《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这个设想后来在团中央十二大上通过）。那个时候，中共中央在开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我是共青团体制改革的“激进”分子，提出了很多改革的主张和措施，有的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中团员、团组织和团干部管理的新需求，有的则比较超前。前者比如废除团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实施“团员证制度”，是为了适应青年团员流动性大的变化，但遭到很多地方团组织的反对，原因说不出口，是因为基层团组织大面积瘫痪。后者比如我提出干部要兼职，不要专职，这样才能聚集最优秀人才；团干部不是做官，要做青年的“头羊”，不做“牧羊人”；团的领导干部应该通过竞选产生；等等。1988 年 5 月团十二大召开时，有人说“团中央出了叛徒，选举的时候要把他选下来”。选团中央委员时，我得票倒数第二，差点落选。在当时，我的一些改革设想太超前了。30 年后，团中央和团省委终于有了兼职书记。希望工程“大眼睛小姑娘”苏明娟，当选为安徽团省委兼职副书记，她很优秀。

记：1992 年，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身居香港的南怀瑾先生得到消息，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汇来四万美元捐款。这是您第一次听说南怀瑾先生的名字吗？那时候，您对他了解多少？南怀瑾先生知道您是温州同乡吗？

徐：1992 年，希望工程启动一对一救助的“百万爱心行动”，引爆了社会爱心。希望工程刚开始救助失学儿童，受限于管理能力，并没有做结对救助的安排，统一募捐，统一救助，捐款人不知道具体受助对象是谁。后来，我们收到一些捐款人的建议信，“希望能让我们直接结对救助这些孩子，并保持通信联系，这样，我们的人生经验也可以指导孩子成长”……这些建议非常好，我们就采纳了，1992 年开始启动一对一救助模式。为了便于结对救助，我们又与国家邮政总局合作向全国发行一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的明信片”。那个时候人们汇款不是到银行而是去邮局。捐款人在邮局买一张明信片，填上自己的信息，提出你的要求，寄张明信片的同时通过邮局汇款。当时 200 元捐款就可以帮助一个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按照一学期书本杂费 20 块钱计算，一年 40 块钱，200 块钱可以资助 5 年。

希望工程从 1989 年开始，到 1991 年累计救助 3 万人，1992 年实施结对救助，这一年就突破了 32 万人，是过去 3 年累计的 10 倍。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就收到了南怀瑾先生 4 万美元的捐款。

当时香港也有很多媒体号召募捐支持希望工程。南怀瑾先生捐款的信息是温州人黄传会告诉我的。黄传会当时是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的副主任，后来是主任，进阶文职将军。他在中间起到了联络作用。我们把南老师的捐款安排在温州当时的贫困县泰顺县结对救助失学儿童。1993 年，我和黄传会一起去香港给南老师汇报捐款落实情况。

在这之前，对南老师了解不多，只是听说他是一位温州籍老先生，被誉为国学大师。得到了南先生的捐款，我们特别兴奋，之后跟南先生有过几次传真往来通信。

2000年，徐永光在香港南师寓所。

记：您当时第一次去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大概停留了多长时间？听说第一次见面，南怀瑾先生就曾提议您去担任金温铁路的总经理，您为何婉拒？

徐：那次是出差到其他国家途经香港，在香港期间有黄传会陪同。因为是第一次拜见南老师，跟他有比较长时间的交流。首先是介绍我的经历和希望工程的由来，接着向他报告捐款落实的情况。其间有问有答，谈兴很浓，也可以说比较投机吧。谈着谈着，南老师突然一拍大腿，说：“哎呀，金温铁路，正好需要一个总经理，就是你了！”我当时着实有点受宠若惊。金温铁路是南老师筹集资金的、国内第一条民间投资的铁路；而且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里早就规划了金温铁路。这件国内大新闻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

记：您讲过，希望工程存在八大隐患，能展开来讲讲吗？

徐：希望工程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探索的产物，“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加上中国法制不健全，就会面临更多风险。

“希望工程必须洁白无瑕，不能有任何污点”，这是社会对希望工程近乎苛刻的期望 。实际上，希望工程并非生存于真空之中，有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它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有可能给希望工程带来灭顶之灾。说到这“八大隐患”，那是在 1993 年，我当时提议成立了希望工程社会监督委员会，请了一批有社会名望、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做监察巡视员。在那次监察巡视员的第一次会议上，我把希望工程八大隐患提出来了。

记：1999 年是希望工程实施 10 周年，在您的回忆文章里我们了解到，当时您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您还设计了一款纪念钟鼎，请南怀瑾先生撰写了钟铭文。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南怀瑾先生留给您的这些墨宝，给了您怎么样的启示？

徐：希望工程十周年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做几件有文化价值的事情来纪念。我做了两个设计，一是请国家交响乐团作曲家关峡（他后来成为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写一部“希望交响乐”。这部大型交响乐，在希望工程十周年晚会上奏响，获得巨大成功。第二，我们听取了很多专家的意见，铸一口“希望之钟”作为永久纪念。我们希望工程十周年纪念钟的钟模请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青铜器著名专家马承源先生设计。这口“希望工程钟”采用古代镈钟形态，铸成后高两米许，重一吨多；美轮美奂，非常壮观。钟模出来后，我求南先生撰写钟铭。南老生欣然写下：

黄钟大吕　天籁徽音　木铎晨钟　贤哲雅教　金声玉振　

延续慧命　有响斯应　华夏之光　希望工程　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　频年勤获　初砥小成　铸兹纪闻　期启后昆　

南先生写的这段文字，大气磅礴，催人奋进，令人警醒，非常有震撼力！也让我受益良多。

遗憾的是，这口钟开模后没有铸成。铸钟不仅需要很大成本，还有，大钟铸成后，需要有合适的地方来放置。我在温州南怀瑾书院开院典礼上，曾主张：“希望之钟”铸成后如果悬挂于南怀瑾书院，作为镇院之宝，是再合适不过的。“黄钟大吕　天籁徽音　木铎晨钟　贤哲雅教　金声玉振　延续慧命　有响斯应　华夏之光”之于书院，正如师魂长驻，绕梁不绝。以后温州的学子们就可以到这儿来敲敲钟，祈愿学业上进，也是件挺有意境的事情。

2024年5月，希望工程钟亭在温州南怀瑾书院落成。钟亭匾额“文治永康”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书写。

记：南怀瑾先生当年在修完金温铁路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倡导推动儿童经典诵读，您当时在主持希望工程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您曾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儿童经典诵读的“幕后推手”，包括在温州，当时也掀起了诵读经典的热潮。请您回忆一下当时您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南怀瑾先生都认可吗？

徐：诵读经典这件事，我领师命在 1998 年。我去香港见南老师，他郑重其事给我布置在内地开展经典诵读的任务。同时，我还请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副院长陈越光来主持这件事。陈越光是一个文化人，南老师很喜欢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南老师想让越光到太湖大学堂去做管理。越光亲自编了《中华古诗文读本》，一套有 12 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 12 本书现在还很火，甚至出了很多盗版的。

希望工程使许多因贫困失学的少年重返校园，但我觉得“有书读”仅仅是第一步，还要努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读好书”。1998 年初，中国青基会成立了社区与文化委员会，负责实施“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全国近千所希望小学的数十万名学生中推展古诗文诵读活动，作为希望工程的深化和延伸。我们那一代人知道，“文革”把传统文化批臭了，改革开放以来长大的那批青年，兴奋点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暇顾及。当时中国的青少年要面向世界，开创未来，不能不站在五千年文化的巨人肩上。所以，“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中国青基会继成功实施希望工程后推出的又一项跨世纪工程，我们称之为一项旨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广大少年儿童道德文化修养的新的希望工程！

“读千古美文，做中华赤子”，书声琅琅，开卷有益，文以载道，继往开来。本着这样的宗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主要面向 13 岁以前的少年儿童。当时中小学语文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好在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的共识。对语文教育的缺陷，那几年社会上批评得很厉害，有人甚至认为它“误尽苍生”。好端端一篇文章，非要拆开了、揉碎了，告诉你这是肺部，这是肝脏，割裂了文章的整体、意境、韵律之美和人文精神。古诗文诵读活动也是弥补语文教育的不足，因而也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但是对这件事，南老师有点不满意，他批评我们“不得要领”。而且，他的批评是正儿八经的。他严肃地把我和越光召到香港，他说：“先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给你们在空中画一个大圈，这个大圈叫：可。”一个大大的“可”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大可不必”。然后，他说：“我们不是要培养诗人、文学家，我们是要培养改变世界的科学发明家、学术思想家”，所以，“光靠读古诗词可不行，还必须读原著”。南老师指的原著就是“四书五经”。

2006 年秋天，上海“文汇讲堂”①请南老师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我在下面听。讲到儿童读经，老师又重提此事：“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这里，他也是响应者，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办人，在青少年诵读经典方面，他是老前辈了。他们发动做了很多事情，出了很多书。但是刚开始时，他们编了很多唐诗宋词读本。我表示反对。我说我推广儿童读书，要中、英、算一起上，结果你们把儿童读书的重点变成读唐诗宋词。中国未来不是培养一万个李太白、一万个杜甫，那不过多出两个诗人嘛！我希望后一代多出学术思想家和科学发明家。有关儿童智慧开发与朗诵的显著效果，上海华东师范及国外的学术机构，都有统计数字的专研报告，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不是开倒车，不是复古，是‘苟日新，日日新’，带领后一代迈向 21世纪的新起点”。

南老师自己编的版本有“四书五经”，还有一些英语的诵读本。他希望以此为基础，从小培养儿童的兴趣。当然，如果全部按照南老师的要求，那就太难做了！ 当时在国内推行经典诗词还行，但只读“四书五经”就会很难推广。我跟南先生开玩笑：“老师，您是‘原教旨主义’。”南先生的这个要求，我们并没有坚决地执行。但整体来说，应该还是很有成果的。

记：南怀瑾先生走后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当时南怀瑾先生倡导的和我们今天依然坚持的青少年读诵经典活动，对现实社会起到怎样积极有效的意义？有成才的例子吗？

徐：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是因为一个大势所向，经典传统已经大量进入了我们的教材，整部《论语》纳入 2018 年北京高考范围。如果说高考是指挥棒的话，那现在这个指挥棒厉害呀！不读经以后考试都要成问题了。当年孔子在推动他的理想的时候，有人说孔子就是那位明知不可而行之者。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有三个好处：一是开发少儿的记忆力。背诵能力的开发，也是一种智力的开发。二是打好语文基础。让少年儿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是一种活的文化熏陶。三是提高少年儿童的道德修养，“与经典同在，与圣贤同行”。更重要的是，文化熏陶、道德修养自然渗透在古诗文中，对于处在流行歌曲和广告词包围中的少年儿童，自然也是一种极好的素质教育。

南老师曾经让我去他家乡故里乐清南宅给家长和孩子们讲经，我只好去了，还在南老师次子南小舜组织的大会上“班门弄斧”：“我们做过评估，儿童每天诵读 20 分钟，坚持 3 年就能背诵 10 万字经典，超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背诵量。小时能背，终生难忘。这个比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容易得多是吧？读诵经典对大脑发育很有益处，尤其是有一群孩子一起读，他们会很喜欢，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为很松弛，读着读着自然就会背了。儿时诵读主要是背诵，不需要理解的，理解是一辈子的事儿。”

小孩子最佳的记忆年龄是 13 岁以前。在 13 岁以前，我们的记忆模块是开放的。13 岁以后，记忆模块就关闭了，背诵难度就大了。比如 6 岁的孩子，如果跟六个说不同语言的人一起生活，他们中有会汉语、英语、法语等，那么，这个孩子就同时能讲六种语言，能见谁说什么话。因为小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大人的几百倍，人在 6 岁以前的大脑神经元的连接，对接受语言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经典奇妙在哪里？那就是，在全世界的文明古国当中，唯独咱们中华的文化是几千年一脉相承的。2500 年以前的《论语》《老子》《庄子》，我们现在理解起来也不难吧？其实最大的功劳是我们的方块字。中国有 2000 多种方言，字同义同音不同，方块字令中华民族不分裂。如果是拼音文字，温州话谁也听不懂，写出来看不懂，温州还不成“温州国”？所以，中国的语言文字传承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在温州也有几个朋友的孩子很早就参加经典诵读活动，一直坚持，受益匪浅。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然“满腹经纶”，很有底气，走遍世界，都会非常自信。

记：2007 年，您跟南怀瑾先生故乡乐清的一位老乡企业家一起创办南都公益基金，并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那么，您创办这所学校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缘分，您和您的同事吸取了希望工程哪些宝贵的经验？还有南怀瑾先生也给您提了一些办学的建议，实施得如何？请介绍一下。

徐：南都基金会是 2007 年成立的，到今年正好 15 年。南都基金会主要出资人周庆治也是乐清人。借此机会，我把周庆治 15 年前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部分，让大家了解他做公益的初衷和理想：

南都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以“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怀有希望”为愿景，以中国第一家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致力于推动中国民间公益生态建设，同时关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成立之初，我们把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作为资助重点，实施取名“新公民计划”的公益项目，这里有希望工程的影子。

温州的老市长钱兴中退休后去了嘉里集团做副董事长，我们是好朋友，他打算给希望工程一笔 5000 万元巨额捐款。我提议做一个“嘉里希望工程助学进城”项目，资助一些家庭有困难的农民工孩子进城读书，并帮助一些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决定再进一步，资助建设 100 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我们试图以此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的两大困境：一是政府提出“以流入地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弟就学问题，实际上落实不了。因为进入了公立的学校，就不能收费，变成了由国家全部承担入学成本，如此，政府的积极性就不高。二是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孩子入学要收学费，成本全部由家庭承担，这样，农民工家庭的负担会加重。而我们计划是资助建立公益性的学校，通过三方来分摊成本，即公益捐赠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家庭自己承担一部分，形成一个成本“铁三角”。我们还对新公民学校的教育提出了八字的校训：唯真、爱人、乐知、自胜。

2009 年国庆前夕，我给南老师写信，请他看一看，给我们把把关。很快，南老师让他的助理马宏达先生发来回复，他说：“南师说，这个校训可以用。另外，办学要特别注意两点：一、对学生谋生技术的培养。所谓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手，有谋生的底气，做人就有底气了。二、品德的培养。不论什么社会，公民也好，子民也罢，人民群众也罢，能够谋生、自力更生者，便有人格独立的基础。反之，人格的养成，与谋生、做人、做事相伴随，更是个人生命质量、社会形态健康与否的基础。”

南老师的点拨非常到位，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但是，创办新公民学校这条路子最终没有走通，也可以说失败了。

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败？

徐：办公益学校，并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首先是政府积极性不高，批准都很困难。再者，公益办学与私人办学相比并不具备优势。私人办学，是企业或老板自己的投资，管理责任强，财务控制严格。而我们资助公益办学，具备办学能力的公益机构很少。我提出“教育家办学”的口号，但教育家不等于管理家。我们曾花了 10 万元成本在全国招聘校长，也招到了一个校长，但是并没有坚持多久。结果，出现了我自嘲为“炒股炒成股东”的尴尬局面，南都基金会被几所学校套牢，耗钱费力，有时还要出面调解老师与校长的矛盾、学院与政府的纠纷。理事会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经常被这些事弄得很有挫败感。后来，我们资助办了 10 多所学校就终止了。这是我公益生涯中一次惨痛的失败，是理想与现实脱节的失败。

记：您如何从这个失败中走出来的？南都基金会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徐：南都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的第二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通宵未眠，第二天联络了几十家基金会和草根 NGO，共同起草了《民间组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联合声明》。南都理事会随即决定紧急安排 1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资助草根 NGO组织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这笔钱资助了六七十家 NGO 进入灾区服务，主要用作他们的行政经费，发挥了比较好的投资杠杆作用。汶川地震让公益组织第一次联合起来参与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国公益行业的概念也由此开始形成。

2010 年，南都基金会理事会通过新的战略规划，实施了资助人的银杏伙伴计划和资助机构的景行伙伴计划。银杏计划投资一亿元人民币，资助青年公益创业人才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景行伙伴资助公益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机构。目前，南都基金会主导了“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和“中国好公益平台”等平台型合作网络，打造公益产业链，推动社会创新。

每次看望南师总是意犹未尽

编者注：

①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2006年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

采访时间：2022 年 4 月 6 日下午

采访地点：温州南怀瑾书院腾讯视频连线北京徐永光书房

采访记者：戴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