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90 年代，金温铁路建设时期，郑宇民在金华任职，因此与南怀瑾结缘。在他担任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及后来被聘为浙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后，曾组织 100 名企业家，请南怀瑾讲课，用南师精神来影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
记：在您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了解到，您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因金温铁路的建设而结识南怀瑾先生的。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您所了解的，在金温铁路的建设中，南怀瑾先生都面临和克服了哪些困难？今天看来，当年建设这样一条“根本不赚钱的铁路”，连通金温两地，在助力经济发展、造福百姓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您认为南怀瑾先生当时发起、参与金温铁路的投资、建设，初衷是什么？
郑：我跟南老认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我还在金华任职，缘起于金温铁路（的建设）投资。南老是温州人，对家乡的建设很热心，他当时召集了一拨弟子来参与投资，弟子们对金温铁路的前景、经济效益不看好，都不愿意出资。南老当时就是师道尊严，叫那几个弟子面壁，所以我印象很深。
温州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摇篮，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它最早宣示了市场经济的规则。温州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是航海文化，四海为家。但温州人回去一趟很困难，因为温州是什么？浙东南地区的形势、地势、山势都很险要、很复杂，尽管温州人是以四海为家，但他们从四海回家的路却很难。
南老，我相信他也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温州人，他深知回家的这种家乡情结。所以当时他可能更多的是以缩短温州跟外界的物理空间距离为出发点，所以他要造一条金温铁路。这是我猜想的，是一个朴素的想法。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一个很典型的标志是什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有可能参与国家大型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果民营经济能够进入铁路的投资，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真正成长起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这种格局就基本确立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和信号。中国是否改革开放，是否真正确立市场经济的机制，中国的民营企业有无能力参与一些大型的投资，这是一个标志，所以南老要做一个标志性的事，这也是南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第三，南老师在海外那么多年，他的学生中不乏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投资者，有机会来参与国内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个新型条件下的开放的新格局，这也是他所思考的问题。当时他是作为一个促使者、促进者来做这件事，他个人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当时金华的主要领导仇保兴，曾任建设部副部长，跟南老是同乡。所以当时到外面去给项目投资做招商引资的时候，南老当然也算是一个招引的对象。
后来投资的情况，比想象的要难，工程复杂，投资一再追加，工期延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工期大大延长。但这件事的价值，绝不是用他做某一件事的最终结果，而是做某一件事的开端、出发点、启迪性来衡量的。做铁路是这样，办学校也是这样，有这一点就够了。
他是一个“点灯”的人，开启发端，这是他给我们所做的贡献，我们应该向南老师学习这一点。衡量南老师的社会贡献，绝不是看事情成功与否。南老师自己不在意结果，因为他的价值取向注定就是辅导人家。南老师曾说他的一生“做生意从来没成功过”，所以他也不会再做生意，他一生当中也不摸钱。南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点灯”的人。
记：金温铁路终于建成，也圆了浙江人民的百年之愿。令人不解的是，南怀瑾先生却始终没有踏上回乡之路。这个遗憾随着南怀瑾先生的仙逝，也成了千古之谜。您是怎么理解南怀瑾先生的“不回乡”的呢？
郑：南老师很想回浙江，而且有几次机会。南老师从温州刚出来的时候，先在浙江的一个武术学校；离开大陆前，1947 年，他在杭州灵峰下面的中印庵里闭关；晚年他选择在吴江，与浙江一路之隔办大学堂，其实就是回乡心切，也就是家乡情怀。
南老师在大学堂的楼上，经常朝浙江这个方向遥望，他很想回来。南老师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中印庵如果能够附加一个中印文化交流中心的话，他愿意到这里来开课，来做中印文化交流的顾问。浙江省里的领导去拜访过他，他也向省领导明确表示愿意回来讲学。但有好多原因，有一些是历史的原因，他最终没回来。这不等于他不想，他没回来，住在吴江，可能更反映了他想回来的这种特殊的情感。他经常念的一首元曲，“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人生有许许多多“送与不送间，妾身千万难”的事，我们都说不明道不清，只有他自己能够感受，我们只能尽量多地去理解他，去读懂他，去体会他。
我每年都要去看看南老，一年去两三次，我给他带什么？带温州的盘菜，在海滩上长的这种类似于萝卜的茎块植物。每一次去，我心里总带有一些纠结、烦闷，听南老师讲一讲，回来以后，就很清爽，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再去听他讲讲又很清爽。
用人文精神调解生活和生存的方式
记：南怀瑾先生对家乡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他跟您透露过回到家乡的想法吗？或者说，他跟您透露过希望能在家乡达成他怎样的愿望吗？
郑：南老在往生的前年年初的时候，曾交给我们几件事：第一件是希望能够在浙江找一个地方，办一个书院，来传导人文精神，这事他生前没能实现。他是浙江人，后来客居他乡，再后来他就留在与我们只有一路之隔的江苏吴江了。有时候站在吴江，看着我们浙江——他的家乡，他希望在浙江办一个书院，弘扬人文精神，来传导、干预、调整现代市场经济的生活和生存的方式，这个宏愿没实现。
第二件是尽可能地让《列子》这本书能够为现今治理社会提供一些参考（南老师曾有一个讲稿《列子臆说》）。后来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列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纯粹当作一个学术的问题来研究。但对于南老，我们心里明白，他是想用古代的一些哲学思想，道家的、佛教的，甚至儒学的“三合一”的一些真知灼见，供现在的社会治理运用。2012 年年初，希望我们能够把《列子》这本书转换成类似《资治通鉴》之类的体例，把原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些寓言故事，形成一些逻辑关系，把古代的哲学思想变成现代治理社会的资治工具。最近我们也在做这件事，希望能够把他的一些愿望变成现实。（《列子资治》一书已于 2015 年出版）
中国的市场经济总要有一个东西去调整，用什么东西去调整？中国的人文是可以调整的。我们一直把中国的人文和市场经济对立，其实市场经济要有人文来调节。西方的市场经济可能是通过宗教来调整，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需要调整，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南老师一直在呼吁，浙江民营企业最发达，市场经济走在前列，需要安装两颗心，一颗是智慧的心，还有一颗是人文的心。这两颗心安装好了，才能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能力，没有人文心，市场经济就可能走向“邪恶”。
南老主张人文，再去参与市场经济竞争，才能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没有人文心的市场经济，很容易走向“邪恶”。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南老师认为它是必需的，再难也要走。南老师说：“拼一把老骨头，也要把这事闯出一条路子。”
记：20 世纪 90 年代，南怀瑾先生在香港时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您如何理解他所作出的这些努力？
郑：有人说他很关心政治，其实他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国家责任、民族情怀。在改善两岸的关系方面，他其实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用国家责任、民族情怀来感召方方面面。
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交谈的时候，他说两岸关系，千万不能搞“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记得当时他引用了一首《休洗红》，“休洗红，洗多红在水。新红裁作衣，旧红翻作里。回黄转绿无定期，世事返复君所知”。意思就是一件红的衣裳，一件新的衣裳，翻来覆去，洗来洗去，最后伤害的是面子和里子。他曾经也说过“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为什么不要去射南来雁呢？因为南来雁可能有家书寄远人。所以台湾就是不能搞独立。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家人。
他一直秉持这样一种情怀。有些人简单把他理解为是一个两岸关系的密使，是政治使然，这些其实都不是太准确。他是一种民族、国家的使命和责任担当，这一点让人很敬佩。
记：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对于南怀瑾先生有不同的解读。在更多人眼里，南师更是高深莫测，那么，您是怎么“认识”南师的？
郑：理解南老是不容易的。现在都认为南老是禅宗，是密宗，很神秘，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和善的人。南老跟我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们总在想他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其实他是在教化，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神秘的人，他有很多人生经历，也有自己的人生智慧，来教化年轻人和下一代。所以，与其说他是一个智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贴心人，是一个有文化、有智慧、有丰富人生经历的贴心人。他不是教授，他是一个辅导员，用他的人生经历来教化。
他的经历很丰富，战争时代，他经历过；和平年代，他经历过；英国实行殖民统治时代，他经历过；美国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也去过；晚年他主要在中国。他始终想传导一种声音，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不管什么样的年份，不管什么样的一种制度，人文是不能缺少的。所以人的生存方式需要用人文来调整，这可能是他毕生努力想告诉我们的——人类需要人文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市场经济这个时代，人很浮躁，碰到的问题也非常现实。当忠诚碰见欺诈，当真情碰上敷衍，当念经的碰上拜金的，当布施行善的碰上贩毒的，当晴朗的天气碰上雾霾，当绿野碰上沙尘暴，我们怎么办？
所以南老有一句话，就是要用人文来干预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人文修省的、人文干预的、在现代生活中能够有自主控制力的人，这可能是他给我们传递的很重要的一点，即如何调整我们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心态、生存方式。
我们对南老，确确实实他的整个人生经历及他演绎出来的一种人生哲理，我们没有很好地、完整地吸收，但我们尽量去理解他。他一生的奔波，到底为了什么？他晚年在江苏办一个大学堂，是为了调整人们的生存状态。他说生态主要还是在心态，心态调整好了，生态就会调整好，因为心态产生的行为就不会再损害生态。现在主要是要调整心态，主要难点在于教育的缺失。我们的教育过于商业化和产业化。所以人文对教育的新的一种充实或是传统的复归，对于当下社会生存方式的调整，还是很有必要的。
南老师用无私的、人文的、智慧的、深厚的人生底蕴来感知、教化、唤醒、点燃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迷失的“羔羊”。市场经济如果再这样没有规则地走下去的话，生态、心态、业态都可能搞坏了，再不调整怎么来得及呢？对此，南老师是大声疾呼的，他在唤起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做人，如何寻找人的生存方式，如何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业态，调整好社会生态的一些觉醒。他做的这些，实在是让人敬仰。
记：讲到我们的教育过于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现状，南怀瑾先生又有怎样的见地和建议？他的这些见地和建议是如何付诸实施的？
郑：他对现行教育的产业化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教育产业化后，教师会有一种市场化杠杆作用下的行为驱动，所以他一直在示范或者在试验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没有围墙的，没有学历压迫的，没有统一考试杠杆的，能够自主学习掌握学习方法的教育。
他经常说，要办一个书院，办一个大学堂。其实，办学堂也好，办书院也好，他是在探索一种教育制度的更新，或者一种教育理念的复兴，我们很敬佩。他八十几岁高龄还在太湖庙港办了一个小学校，他认为教育要从孩子开始，所以他一直在示范，在追求。有时候他对现行一些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所以他也想摸索和释放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我觉得在目前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人心比较浮躁的情况下，应该有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办学堂也好，办书院也好，尽管都是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后来被废弃了的东西，但在现当代也应该可以做的一些东西。
南老的教育理念我很清楚。他跟我讲他有几个孩子，他都自己教。后来他也教了那么多孩子。有时候我在想，这些孩子按照传统的这些老办法，或者按照南老师独创的办法在教，尽可能让他们脱离考试的杠杆，脱离市场化的功利性，但是这些孩子怎样跟现行的教育体制接轨呢？我当时问他，他说，这些孩子能否跟教育体制接轨，关键在于父母亲的价值取向。招收这些孩子的时候，他跟我讲“我不对孩子进行面试和考试，我要对孩子的父母亲进行面试和考试”。如果孩子父母亲的价值取向符合南老师的要求，这孩子可以送进来；如果不符合，就拒绝孩子加入。所以南老师对教育，有一套独特的设想和运行机制。
现在要走到南老师的教育实验中去，我认为不太现实。但是南老师这么大年纪来做这么大的实验，并不是在于南老师要提供这种教育成果，而是在于南老师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示范，启示现在热衷于教育产业化的人有所警醒。南老师的目的我认为就在这里。（南老师要求的）生源不一样，要符合南老师价值观的生源，一般孩子家长都不愿意。因为大家都已经被考试的机器绑架了，必须往这个体制中走。
南老师的学校，开的是南老师自己设置的一些课程，像《千字文》等不能少。南老师追求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他说孔子学校要全世界覆盖，但如果孔子学校所传播的中国儒学、人文等文化在中国都立不住，怎么可能去覆盖人家呢！所以他一直要证明，要用他这样一个年事已高的人的最后这段经历来警醒我们：要转变教育方式，要改变生存方式，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文上去。这是南老师坚信不疑的。
南老师现在办学堂，这种师生的关系是什么？根本不像我们现在用钱买来的、学费交过去的这种师生关系，完全是一种心灵沟通的、互相感染的教化关系。所以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体制内，我觉得需要有这种东西做一点补充，哪怕是做一点润滑也很好。企业里、园区里有这样一种学堂、书院设起来，对目前的社会治理是有好处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如果在中国，自己的人文思想都不能扎根，你还能遍布全球吗？所以，南老师回到大陆来做这件事，来修补我们人文的缺失，这就是伟大复兴的一个基础点。他没有高喊口号，却默默地在做伟大复兴的一砖一瓦。
记：南怀瑾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但文化传播是润物无声的，启迪人们心智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南老作为一个个体，能做的其实极为有限，但他仍然要穷尽一生去做这件事。您如何评价他所做的这些事？
郑：南老师做的活儿不是“放火”的活儿，而是“点灯”的活儿。他要点的也许是一盏油灯，也许是一个电灯，也许是现在很先进的半导体光源的灯。南老师不在乎光源，而在意点亮。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补课。所谓复兴，就是要补一次课，补中国传统的人文的课，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有基础的，不然就是没有基础。所以南老师的贡献可能也在这里。他是一个“点灯人”，也许是一点灯光，也许是一缕月光，也许是一只萤火虫，但他始终能够让人们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发现我们今后往何处走。这个贡献，我认为首先要很清醒，第二要很执着，第三要不怕牺牲，第四要不计较功利。
也许在南老师有限的生命中，根本一事无成，仅仅点亮了南老师身边的几个人，但他有个话说得很好。当时我们要把民营企业家请到江苏的太湖大学堂请南老师上课，他开始是拒绝的，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赚钱的机器，怎么可以来跟人文精神同日而语呢？”。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主体发展的阶段，就是发家的阶段，暴富的阶段，逐利的阶段，你没有办法去感化他，等他们到一定的时候，有自我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引导。后来我跟南老师探讨，我讲“我带 100 个民营企业家，南老师如果能够点化成功一个，就功德无量”。南老师赞成这个观点，就是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从点灯开始。
我记得南老师当时给我们讲的第一堂课就是财富观。财富归谁所有？“皇家所有、灾害所有、盗贼所有、治病所有、恶子所有”。南老师就讲财富不是属于个人，总体是社会所有。大家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其实是一个财富的保管员而已，这一站你管牢，一些财富你管牢，到一定时候钥匙都要交出去，所以追求财富人格化、私有化没有必要太执着，要社会化，共享。如果把财富观、财富去哪里搞清楚了，去追求财富的这种价值取向就会有所改变。
南老师真的很执着，他对中国现在发展阶段的这种忧虑，要调整关系的这种责任，对民族团结团圆的这种期盼是很真诚的，南老师被敬重的原因之一也就在于此。
访谈时间：根据 2014 年央视采访录音整理
访谈地点：杭州
访谈整理记者：戴江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