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国是南怀瑾先生的内侄，深得南先生的信任。1988 年 9 月 14 日，王伟国前往香港第一次拜见南怀瑾先生。不久后，南先生就委托他为自己在内地的事务代表，直到 2000 年，南怀瑾先生终止了这些业务。王伟国与南怀瑾先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每年多次探望南先生，聆听教诲。南怀瑾先生离世后，王伟国一直努力收集关于南怀瑾先生各方面的资料，汇编南先生在大陆 25 年的事迹。
王：我 1937 年出生于温州市乐清县地团王村，当地没有学校，小学就读于乐清文博学校（今为柳市第一小学），和翁心华（温州乐清人，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名医、教授）是同学，我俩还有亲戚关系。1950 年初迁居温州，在温州商业学校读初中，1954 年考入温州一中（高中），与翁心华、周瑞金（温州平阳人，著名媒体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同届。
1957 年，我考上上海市华东化工学院有机系（该校 1956 年成立，由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震旦大学和吴江大学的化工系合并而成，即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当时是纯化工的院校，研究抗生素等，后来逐渐发展成综合性大学）。在大学里，我是一个蛮活跃的人。
王伟国与南怀瑾先生合影
1962 年大学毕业，我进入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化原一室工作。1968 年，研究室计划内迁，我所在的专题组准备内迁到青海省西宁市郊外。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工宣队进驻研究院，因我姑丈（南怀瑾）在台湾，舅舅郑亦同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驻外大使，怀疑我里通外国，我被留院审查。当时，审查的 5 个人中有 4 个人要参与斗私批修。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工宣队队长看我没有批斗，就让我发言，我说了三分钟，仍然坚持不批不斗。结果让我在毛主席像前站了一天。后来院里组织有“问题”的人集中学习，我又不够资格，就在所里上了学习班，学了一个星期。院里还是保护我的，让我出来了。后来，我参加上海金山石化公司和山东齐鲁石化公司的引进工作。1976 年起，参加引进技术消化工作。
1980 年，化工部拨款 200 万元，建立一套生产聚乙烯，包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装置，我研究有关技术问题，其中生产 500 万分子的技术，获得上海市科技三等奖。
1989 年，我开始参与南老师团队工作，加入了他在香港的公司，同时在上海成立办事处。
记：您是南怀瑾先生在内地的唯一代表，南先生在内地的亲戚有很多，他为什么选择您？
王：我第一次给南老师写信，称他为姨父，他用红笔改为姑丈。后来我请教父母才清楚，原来我父亲王世鹤的妹妹是他夫人，虽然还有其他亲戚关系，但这层关系最重要。
南老师不到 6 岁，就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在家自修了几年，读了《三国演义》、《史记》、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郑板桥和张船山等名家作品。1935 年夏天，他和我父亲一起到杭州，我父亲去亲友公司工作（任会计师）；他去杭州之江大学旁听现代科学有关课程，又到浙江武术馆学习武术，并获得武术教官证书。
1937 年夏天，南老师从杭州出发，经九江、汉口、重庆，最后到达成都，在中央军校教导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兼武术教官。军校生活比较自由，他在川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禅宗大师袁焕仙大居士。不久，他离开军校去峨眉山大坪寺闭关潜修，遍阅了《大藏经》, 后又到五通桥多宝寺闭关，阅读经史名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 年，南老师回老家看望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1949 年 2月 28 日（温州解放两个月前），南老师单身一人，离开上海去了台湾。
老师让我做代表，原因就是他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
离开乐清到杭州那段时间，我家里还是有点钱的。我父亲毕业于温州一中，没有读大学，而是去了杭州做财务会计。南老师去杭州，虽然带了一点钱，但远远不够，经常到我家吃饭，问我父亲要一点儿小钱。
老师去台湾的时候没有钱，我父亲就把自己的西装给他，又另为他做了一套，老师自己还有一套，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黄金制品。这些事老师几十年都没有忘记，一直关心着我父亲。老师性情淡泊，几十年来很少到别人家里看望。但是，1995 年 8 月 3 日，因我父亲生病，老师特意从香港来上海探病。次日，老师还会见了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1995 年 11 月 9 日，我父亲病逝。
记：在南小舜《人生漫漫路》一书中，写到您父亲王世鹤曾经资助过南怀瑾先生在大陆的家人。20 世纪 50 年代，大家的经济都不宽裕，您父亲是出于怎样的缘由，做出这番义举？
王：老师去了台湾后，他在家乡的儿子南小舜家里曾被划为地主，老师的父亲坐过牢，并在牢里过世。他们家里经济是很困难的。我姑妈虽然是一位女性，但非常坚韧，不但把家打理得很好，有的时候还打点小工赚钱贴补家用。而家里最能干的是南小舜，他在翁垟开了一家小药店，同温州的表叔联系。表婶是温州附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小舜就从温州解放路一家中西医药店拿一些药到翁垟卖，赚了一点钱。听我在翁垟教书的妹妹讲，我父亲当时也对南小舜一家有资助，但对他家的家庭收入来讲，这并不是主要的。我父亲也没有同我讲起这个事情。
1988 年 9 月，王伟国被聘为盈亚发展有限公司内地事务代表。
王：1985 年，南老师离开中国台湾到美国华盛顿，接触到很多国内去的学生、商人和参观考察团。那时候，国内改革开放，老师认为国内很有发展前途，要在五十年内赶上美国。他也想在这个时机出一份力。
1987 年，老师派学生朱文光博士到上海找我。朱文光是南老师的台湾学生，台大化肥专业博士，文化修养也很高，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当时他住在上海青年宾馆，第二天就到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拜访郭熙宁院长，参观研究所和实验工厂。朱博士是化肥专家，院长曾邀请他来院演讲，但因他来自美国，需要上报批准。
另外，由于朱博士还要去温州看望南老师家人，没有时间在上海多停留。郭院长对我的评价很高，我当时是所长，院长介绍我是副院长。朱文光带回去的评价好，他对我的研究项目也有兴趣。1987 年 6 月，老师又派宏忍师（比丘尼）来上海，并在我家里住了 9 天。当时我住的条件不好，宏忍师向老师反映了情况。
王：我和老师第一次见面，是 1988 年的 9 月 14 日。老师邀请上海化工研究院院长郭熙宁、办公室主任金企中和我到香港，商讨投资合作等事宜。老师同院长讲：伟国家里房子不好，想办法给他买一个房子吧。不久，经院长的努力，给我在上海市江宁路购买了一处 83 平方米的住房。当时，老师还托人给我办了长期来往香港的通行证，10 年以后可以移民。但是我没有用上。
这一次香港之行前后十来天，上海化工研究院同南老师签了一个协议，确定了十个项目，后来能够真正投入合作的是一个。另外有几个项目化工部没有同意，有些是我做的，但牵涉其他问题，没有批下来。
王：那是 1989 年 9 月 14 日，南老师聘请我为香港联盈兴业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代表，并亲自执笔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当时的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贾亦斌，请他同中央的有关部门打招呼。一封写给化工部上海市化工研究院，也就是我的单位，因为当时老师和院里的合作已经开始了，我也是他在这项合作中的代表。另外一封是写给有关部门的。老师是很仔细，也是很小心的一个人，他在信中特别写明，王伟国是他的代表，最后的决定还是他自己来做。
记：肩负南怀瑾先生代表的职责，您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王：首先成立了香港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并借调上海化工研究院员工 5 名、市某区干部 2 人。然后拜访贾亦斌及上海民革干部。在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我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并认识了不少有关部门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贾亦斌在成都国民党办的军校里任教官，他是蒋经国手下的青年军的师长，但其实他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因为国共合作，他去培养军官。老师当年也在这所军校教文化、教武术，和贾亦斌有关系，但不是太密切。不过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熟悉了。老师去成都，既想学佛，又想为抗日出点力。成都军校，是老师离开政界的地方。
老师的理想很远大，所以到峨眉山修行。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化水平就是在峨眉山成就的。可以说，老师的基础成于杭州，攀上高峰在成都。
1988 年 1 月，老师由美国到了中国香港，第一个找他的，就是贾亦斌。我和南老师都很诧异，南老师到香港的第二天，贾亦斌就来电话了。没过几天，两人就会面了。贾亦斌表示全力支持老师的想法，并要求他为两岸统一方面的事情出一份力。
1995 年初，台海形势紧急，汪道涵受托请南老师去北京，并欢迎老师到清华、北大讲学。汪道涵让我去请南先生。老师说：“那么大的事情，你来说，就可以解决吗？”我就同汪道涵反映了这个情况。汪道涵便让他在上海的秘书去请。老师说：“你来比伟国来好，但不能仅凭一句话，总要有一个邀请函。”
汪道涵也认同需要有一个正式的邀请，但鉴于各种原因，并未出具。
同年 8 月 3 日，因我父亲有病在家，南老师内地事务总顾问许鸣真（国防科工委）病重住院，老师速来上海探望。第二天与汪道涵见面，就台海问题，讲了一天，他认为当前不能以武力解决问题，要发展经济，协商统一。
1995 年 8 月，南怀瑾先生应邀在上海与汪道涵先生见面。
北京希望老师去讲课，老师说：课就不去上了，我要写本书给大家。1998 年，南老师的新书《原本大学微言》出版，深受欢迎。老师是很认真的，这本《原本大学微言》他花了 3 年时间写成。
记：据您所知，就台海关系，南怀瑾先生还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贾亦斌开了个头，后来有两个人接过去，一个是许鸣真，一个是杨斯德（杨尚昆的办公室主任），加上南老师，三个人同台湾方面接触。初期，我方对李登辉不完全了解，觉得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而李登辉也觉得可以合作。他派出三个人，一个是台湾润泰集团总裁，一个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秘书室主任苏志诚（此人是李登辉儿子的同学，李登辉儿子去世后，成为李登辉的干儿子），还有一个是中视董事长郑淑敏。这三个人都是台大的，是李登辉的学生。他们也都是南老师的学生，是来南老师这里听课的。
就双方的年纪问题，南老师说了一个笑话，南老师他们三个年纪加起来有两百多岁，台湾方面三个人的平均年龄 40 多岁，他说我们吃亏了。
南老师最初的想法，是从经济入手。台湾当时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还是“四小龙”之首，台湾的经济发展得比我们好，老师提出争取让他们来我们这里投资。他想在温州的南部，福州的北部，搞一个开发区，让王永庆（当时台湾最大的老板，涉及石油、化工）的女婿杨先生来做。杨先生虽有两个博士头衔，却是个书生。杨先生来南老师这里，南老师说：你要来，你给我扫地、洗碗、洗马桶。结果他还真的做了一个多礼拜，后来老师让他回去。
那时候，金温铁路已经开始建设了，南老师还想建温州通往福州的铁路，那样就可以加强同台湾的联系。这样，经济合作不再只是沿海，还可深入到内地。
老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观点，意见相同的就一起做，不同的就以后慢慢说。老师说得很清楚，老大要打老二，但老二比你有钱，他就会不服气，你越打越解决不了矛盾。要从利益上面着手。
后来，许鸣真到了台湾，回来后，认为李登辉的态度不可能有什么改变，而且势力在发展，包括台方参与谈判的那三个人，都有问题。
记：在您的牵线下，南怀瑾先生对大陆尤其是上海的化工行业进行投资，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当时合作的情况？
王：1989 年 5 月 28 日，我第二次去香港，本来计划待半个月，老师建议我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谈论投资的问题。有人建议投资不要太大，老师说：每个项目投 50 万美元，投资 50 个项目，有 10 个项目成功就好了。
我就在香港寻找项目，发现香港人买菜回来都习惯带一瓶可乐，可乐的外包装是塑料的，我对这个有了兴趣。这种包装塑料纸，每一张当时值港币 1 毛 8，相当于国内人民币 2 毛。大陆还没有，台湾有一家生意很红火。于是我们就决定在大陆投资这个项目。1990 年 5 月签了合同，4 万美元购买了设备，成立了上海联营化工塑料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和运营。
那段时间，公司在我手里做得已经非常出名。普陀区评优秀厂长，我是 10 个之一，奖了我一个黄金做的奖牌。普陀区政府还提供每个月 750 元的补贴，每年有疗养、免费体检，这些待遇我都没有要。
第五年，我做了件非常轰动的事情，给做满 5 年的 18 个工人每人买了一辆电瓶车，给做满 3 年的工人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工人下班骑出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顾秀莲（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来厂里，看了很满意，让我去江苏开分厂，我没去；内蒙古自治区的副主席来参观，让我去内蒙古，我也没有同意。
当时公司产品出口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如法国、东南亚等。2003 年，“康师傅”还派人来，商量一起扩大生产，说杭州开发区有 100 亩地，我也没有被打动。
王：我第二次去香港那回，除了塑料项目，还开发了颜料这个项目。我找了一个比我早 4 年毕业的大学校友，1980 年他去了香港。我后来同他碰了面，了解到他把国内的产品弄到国外去，但出去的都是低档次的，国外的则是高档次的。我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我不抢他的生意，另辟蹊径，做颜料生意。这个资源国内比较丰富，只是过去档次比较低，后来技术上去了，慢慢发展了。原来我们国内蓝色颜料是向德国买的，后来德国反过来到我们这里买。开始是用袋装，他们买回去再改装。后来他们就把有公司标识的铁桶寄过来，让我们直接装。当时我们卖给他们是 6800 美元一吨，结果香港老板去德国一看，德国到岸价 1 万多美元，市场价达到 1.3 万美元。回来后，我们也涨价了，7300 美元一吨。
记：1995 年，南怀瑾先生位于乐清地团的故居竣工，请介绍一下这个工程的情况。
王：房子是老师对家乡的交代，原来准备投 500 万元，后来花了 560 万元。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事情，那时是相当多的一笔钱。故居开始建设的时候，叫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即现在的南怀瑾故居）。
故居由老师的少年朋友主持建造。刚开始动工时，我认识一位上海的设计师，很有名的蔡振铎教授。蔡教授到乐清地团看过，提出两个设计方案，其中一个是很超前的，需要投入 800 万元。老师还是维持了原来的方案。
虽然没有采纳蔡教授的设计，但蔡教授和老师在风水问题上看法很一致，老师还给了他一套书，蔡教授后来在南京一所大学里开了一门建筑风水的课。老师对地理风水有研究，在香港，他曾经拿着尺子到一个人家里看风水，在他的建议下，那个人改变布局，后来，头痛病就好了。海南岛南山缺水，老师拿来地图和航拍的照片，指点三个地方让他们打井，结果其中两个地方有水。
金温铁路破土动工的时间也是问过老师的。动工前一天还大风大雨，结果很奇怪，第二天 8 点钟开始就阳光普照了。所以很多人把老师叫作“南神仙”。
故居的建设牵涉 40 户人家的动迁。有人不满足，还想多要一点拆迁补贴款；有人到香港闹，知道老师住在哪里，就去堵老师。老师知道了，就躲开他们。闹得非常不愉快。故居建好后，有人提议不让那些闹事的人进来。老师知道了，还特意关照：事情都过去了，还是欢迎这些人进来。
王：老师设立了两个基金，一个就是温州的南氏医药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虽然钱不多，但成效不错，评价很高。现在看来这个数目不大，每个人能拿到几百上千的，但在那个时候是很高的。
另外一个基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给教师的奖励基金。那时候新闻系不热门，教师都要跑了，周瑞金、练性乾（温州人，与周瑞金为温州中学同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新华社记者）还有龚学平（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找南老师帮忙，南老师为此设立了基金。新闻学院院长很感激，两次来香港看望老师。老师对新闻非常熟悉，对新闻历史也很精通，讲了一个多小时，从最早是哪个朝代开始做的，一直到民国时期，连抗战宣言都背得出来，那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南怀瑾先生有否参与光华基金会和北大国学研究中心？
王：光华基金会本来是在香港的，钱没有放在内地。1989 年首先在北京大学设立了光华奖学金，后来陆续在内地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初期，主要颁给硕士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因内地缺乏人才，鼓励他们留在内地做事。南老师支持做这件事。
记：对温州人而言，金温铁路是南怀瑾先生为家乡做的大好事，您能不能谈谈？
王：许鸣真当时代表中央来找过我，希望老师不要建铁路，中央不是不同意建，而是认为，南老师冒的风险很大，一个是钱不多，人不多，担心老师花费精力；一个是会引起矛盾。但老师很想为家乡出力，也答应了浙江那边。后来还是得到了上面的支持。
说起来南老师的学生很多，但真正能做事的人，很多都自己在做事。比如斯米克的创始人李慈雄，是南老师第一个来上海投资的台湾学生。他 1989 年就来了，住在上海华亭宾馆。后来找了一个在嘉定的项目，做光学三棱镜，国防上用的，李慈雄接手后，做出了轰动上海的事情。《解放日报》发表了《斯米克现象》一文，原先需要 800 个工人，现在提高效率，减少了一半；原来只在国内经销，后来扩展到美国市场。一出去，外汇收益就增加了。1998 年，因为发展速度太快，一下子扩大到 20 多个企业，结果人不够，钱不够，他也很伤脑筋，只能缩小规模。现在发展得很好。
南老师很支持铁路项目。当时省里提出，台湾方占股比例大于 50% 就可以了。但是，南老师包括他的学生一定要求 75%，占绝对优势。当时，是一位学生在做的。后来这位学生那边没有谈好，就翻了。
翻的那天，真不是味道。那是 1991 年的 1 月 26 日，我参加了会议，浙江过去了 7 个人（照片上有 8 人），南老师那天腰不好，坐不下来，他就手扶着腰站在那里。一开始没有人说话，后来这位学生说：这个项目，我们不投了。他说：投这个项目一定是亏的，要么，我把钱借给你们。
后来老师就不让他说话了，老师自己说了一番话，讲得很好，讲话的内容在金温铁路（指金温铁道公司）那边也留有资料。他说：我虽然没有钱，也没有人，但是这条铁路一定要做。
铁路动工以后，1993 年还有钱，到了年底，钱没有了，要向国内银行贷款。按规定，贷给大陆方可以，但贷给台湾方不可以。后来，双方商量了一下，就把投资比例改了，前后改了两次。第一次是台湾方 51%，仍以南老师为主，但还是有各种问题。第二次把比例又下降，当时是朱镕基副总理知道了金温铁路的事，由铁道部提出的。这样一来，资金解决了，技术力量也解决了，进展就很顺利了。后来南老师想把股份全部退出，但毕竟有外资的话，有很多优惠政策，所以还是做了保留。
王：我在金温铁道公司是董事，我同他们讲，董事是不管事，也管不了事。大陆方都是政府官员，最大的是柴松岳副省长。南老师这里，除了我，另外两人是固定人员。双方讨论的事项，大陆方一般由秘书长打电话给省长，省长说好，就决定了，我们这里，也是打电话给南老师，由他来做决定。
王：2012 年，我到太湖大学堂看望老师，老师的身体也不大好了，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老师主要讲了三点，我印象很深。
一是说伟国你年纪大了，不要再跑来跑去。让我住到他那里，可以打打坐。老师建太湖大学堂，原来为我在一个楼面留了一套房，后来，扩建了宾馆，让我住宾馆。
二是说金温铁路把总部（指金温铁道公司）放在温州，是搞错了，这个是伟国你做的事情。当时，浙江省有意把总部放在杭州，但市里的领导希望放在温州，我考虑，温州没有大的公司，铁道公司是大公司，大的公司可以带动温州的经济发展，而且大公司有大的税收，可以造福温州的百姓。老师接下去讲：总部如果放在杭州就好了，放在上海，那就更好了。
我没有接话，确实，从现在看，是这种情况。但当时温州有钱，想修铁路，沿线丽水想修，但没有资金，金华有铁路所以不着急，唯一急的是温州。放在温州是当时的一种选择。
第三个，老师同我讲：“我准备写一本自传，把自己的生平经历都写上去，即使是吃一颗花生米，我也愿意。”这是他第二次讲这话了。他有很多的想法都没有实现，估计是想都写出来。
记：1993 年，南怀瑾先生赠予您一首旧作：“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请谈谈您对此的感悟。
王：我是不相信宗教的。老师的书，关于哲学方面的我会看，有关宗教方面的，我是不看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师为此还跟我讲了两次。
老师让我做的事，我都很认真地去做，就是老师的书，我读得不多，很惭愧。本来国文方面也不行，一到四年级，我是跟着姨妈学习。上小学时，成绩也一般。到温州考上了商业学校，学出纳、会计，后来学校要改，念了两年半，就提前考高中，一个班级五十几个人。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想要念书了，我的记忆力很好，学俄文对我来讲容易，数学对我来说也不难。结果成绩就上去了。班里三个学生考取温州一中，我是其中之一。
记：跟随南怀瑾先生那么多年，你们平时在一起都会聊些什么话题？
王：我们经常说东说西，聊各种亲戚关系。老师还和我讲很多历史方面的事情。老师的很多想法都很有意思，包括他的投资理念，都很超前。他说过，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办钢铁厂，要抓交通，农业要抓肥料，等等。
金温铁路动工以后，老师认为建的铁路速度还是慢，时速一百公里都不到，将来时速是要达到几百公里的，到那时就落后了；另外，山洞的高度不够，不能起到应急作用。他还说过，温州几十年都没有打仗，如果碰到战事，躲在哪里最好？就在山洞里最好。老师还认为，不能只造铁路，两边还要种树。他过：“没有钱，我南怀瑾出。”
老师还说过，铁路是赔钱的事情，但金温铁路沿线资源很丰富，可以开发房地产等，赚了钱，再投入发展铁路。老师曾经问我有哪些项目可以做，我提了 10 个项目。例如第一，铁路的房地产可以开发；第二，龙泉的农业可以开发，龙泉有珍稀药材，50% 出口到日本，丽水答应给 300 亩地，我认为很有前景；另外还有矿产，温州有明矾石，永康有砩石，这两种矿石国内 60% 都在这里，日本人原来想造铁路就是为了这个矿产。丽水有钼矿。我是念化工的，对矿产有兴趣。但当时资金紧张，都做不起来。温州的明矾是不能做的，因为要硫酸，铁路运输不行，一定要有港口。后来放到衢化。
浙江省有干部来看望老师，他们见到老师都说：“南老师好。”老师说：你们不要问我好不好，我死了，有本书还是有人看；你们死了，五年内就没有人来看你们了。
老师很豁达。老师的父亲死在监狱，他只是一笔带过。我的舅舅郑亦同（离开中国后，居住在新加坡）因为我外公的事情，与国内从不来往。我曾经主动和老师说起过这件事，老师说：这是时代的悲剧。
王：老师要求我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老师给我上课，第一次课，就给我讲诚信。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香港有四个朋友一起吃饭，一个讲自己买了地，要造四栋房子，另外一个朋友听了，预约了一套。后来房子造好了，房价上升了很多，这个朋友提起要一套房子，那个开发商记起以前在饭局上的预约，就给了他一套。虽然开发商履行承诺，降价给了一套，看似吃了亏，但报纸上登出了他讲诚信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讲义气，讲信誉。以前香港银行借钱不用什么担保，信誉就是担保，所以都愿意贷款给他。
老师自己就非常讲信誉。他信誉好，有名气，在香港银行里借钱容易。
老师还给我四本书，书中讲的是宁波商人是怎么发财的，广东帮是怎样做生意的，山西的钱庄是怎样运作的，清朝时上海的发展等。老师再三强调：做生意不能乱来，要有规矩。他说：“我们做事，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后来讲的是科学的管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还给我写了字，让我挂起来，就在开办上海公司的时候。
记：南怀瑾先生去了太湖大学堂后，您和他有什么交往？
王：南老师去了太湖大学堂，一个是远，一个是乱，所以我去得少了。
我原来一年去探望南老师六次，有几次是固定的，春节以后，一定会去看看老师。
有一年 10 月份，我买了 300 多元一斤的东星斑给老师，老师说这个太贵了，让我不要买了。他说，现在黄鱼有了，南存辉气派很大，1000 多元一斤，一条两三斤，他买了四五条送过来。老师还让我带一条回去，我说不要，自己吃不起。从那以后，我就不买了。
记：您与南怀瑾先生交往深厚，请谈一谈您对他的评价。
王：老师到内地来，不仅是为温州。他是和他的朋友、学生一起，为内地的文化教育、经济建设做点事。中央有中央的安排，两岸的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央介入后，合作就深入了。
当时政府也找过我。他们知道老师（在台湾）有一批优秀的学生，希望他振臂一呼，号召学生回来建设，比如老师的学生中，就有给北京大学等高校投资的。太湖大学堂是老师的实践，乐清有一所学校跟着在做，李慈雄在武汉办了学校，办得相当不错，中央电视台报道过。
老师原来是想将大学堂放到杭州的，而且一定要放在西湖周围，他原来读过书的地方。浙江省政府很欢迎，先是批了保俶塔下面 200 平方米的房子（前面提到的别墅），后来更是打算给老师西湖边岳坟后面的地，限于城市规划，房子不能往高处建，可以往地下挖。当时有个协议，这块地，如果老师过世，直系子女可以继承，但只能用于文化事业，不能作其他商业用途。老师还是满意这块地的，但因为李素美等人的关系，最后没有谈下来，后来就把大学堂建在了太湖边。
老师本来希望回到大陆后能定居在西湖边。当时西湖边的房子稀缺，当地要吸引名人，浙江省为了促成南老师买到那个房子，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的，但后来那房子竟让李素美等人自作主张给卖了。浙江省方面当时很生气，传出话来：“南老师要钱，省里是可以给的。”那个时候，老师一门心思在写书，根本不知道房子被卖掉这回事，更不知道浙江省对他的误会。后来，上面提到的西湖边岳坟后的地，最终没能谈下来，真是太遗憾了。
老师所做的事情，有关于两岸统一、经济、文化、铁路这几方面。
访谈时间：2021 年 3 月 8 日 8 点半至 11 点、8 月 24 日 9 点半至 11 点
访谈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 288 弄 23 号 1101 室、上海市北京西路
1397 号兴业银行后门 5 楼会议室
访谈记者：周红、金丹霞、丁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