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后”的陈晴系“香港回归第一谈判手”陈佐洱之女。1992 年，陈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蒙特罗大学国际商业专业和哈佛商学院，曾就职于美国加州硅谷惠普公司，位至公司总部网络市场亚太区总监，兼网络客户服务中心总监。2001 年定居香港，先后担任香港盈科集团副主席、美林银行亚太分部私人银行总裁。2004 年后专责海洋保育、社会慈善公益工作至今。
陈晴多才多艺，社会身份很多。在香港特区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她始终心系祖国，担当作为，团结多种光谱的力量一道前行。2021 年 9 月，在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中，陈晴以清晰的新港人身份参选，在社会福利界别实现高票当选，同时助推了整个爱国爱港竞选团队夺取前所未有的胜利，成功践行了南怀瑾对她“小女子大担当干大事”的期许。
由于疫情，身在香港的陈晴通过 Zoom Meeting 接受记者视频在线采访。
记：您的经历很丰富，您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是怎样的机缘让您选择定居香港的？
陈：当时我已经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工作十年了。之后母亲病重，我就怕子欲孝而亲不在。刚好李泽楷先生收购了香港电讯，成立了香港“电讯盈科”，他希望我回来，帮他做这个品牌的重造及 marketing（市场）方面的事。
香港是一个中西方交融的经济大都会，而且离内地也很近，方便我回去看望妈妈，妈妈也可以来香港看我，所以就告别了美国硅谷。
记：您在美国期间接触过南怀瑾先生吗？还是到香港之后才跟他有接触？
陈：对他景仰已久，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没有机会见到。我一直在读他的书。
陈：还在留学期间就开始读他的书了。因为父亲的推荐，我到香港不久就去拜见了他。
第一次见到南老师，感觉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非常有智慧的长者，风趣，有活力，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岁数。
记：那您第一次去见他，是跟父亲陈佐洱先生一起去的吗？
陈：不是的。那时家父已经调回北京工作，而我刚好出了一本记叙自己在外生活、学习十年的散文集《蝴蝶飞》，就一个人带着那本书去见他。老师一见到我就问：“你是不是有书要送给我啊？”我说：“是的，是有一本拙作。”南老师说：“我今天晚上就看。”第二次见他时，他说起我的家世，鼓励我：“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我那本书里有一章节叫《和自己说》。南老师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其实，人最难的，不是怎样与别人相处，而是怎样与自己相处。他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你想要做的修行，包括写作，都要懂得自己跟自己对话，人最难的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记：您的父亲希望您跟南怀瑾先生多多学习，那您跟他学习主要涉及了哪些方面？
陈：家父并没有说一定要学习哪些方面，我只是对南老师非常敬仰，人总是希望有一些长辈或者大德可以成为自己的一盏明灯。记得我刚开始是在美国读他的《论语别裁》，后来读《原本大学微言》，再后来开始读他的《金刚经说什么》，尤其是讲经的书，慢慢地越读越多。
记：很多人都说《金刚经》是比较难懂的，您大学毕业就到美国深造，接受了西方教育和生活方式，那么您觉得这些经书好读吗？
陈：我也是到后来才觉得好读。南老师的书并不是在教条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和他的书总是用很轻松的口吻，给我讲一些深奥的道理，甚至把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想法分享给我。如果一个人的心思和心态在读书的时候是纯粹、单纯的，那就比较容易读懂书里的内容了。
记：那时候，您多长时间会去拜访南怀瑾先生一次？
陈：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朋友也不多，几乎每天都在他那儿蹭饭。老师那边有几位师兄很会做饭。
南老师的寓所在坚尼地道，他戏称自家的饭桌是“人民公社”。我们也戏称他那里是“南（难）办”或“南园公社”。南是南怀瑾的“南”，也是东南的“南”，但是他说他那儿的事儿都挺难办的，是困难的“难”，所以他那儿也是“难办”的地方。“南园”能上饭桌的人并不是很多，也就一张圆桌。因为能来此地的人本就不多，不管地位多高、多有名气，有些人南老师就是不见。欲来访者必须先跟他的秘书联系。
我记得，家父在的时候，就坐在他右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家父不在，我就坐父亲的位置。我觉得非常荣幸，同时非常庆幸，可以就近给他布菜。刚开始我不懂，觉得什么好，就都布给老师；而他总是照顾着所有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东西吃；但他自己其实只吃那么一两口菜、几颗花生米、一小碟咸菜酱瓜，偶尔会吃一点四川的麻辣的东西。他饭量很小，饭后就叼着烟斗吸一两口，烟瘾也不是很重，只觉得有味道，他开玩笑说是“俗世的味道太重”。
我每次去都会带上一些小点心，因为老师有时候会爱吃一些甜食和像香脆的南乳花生这类的小吃。铜锣湾有一家很出名的零食小吃店叫“幺凤”，我常去那儿给他买南乳花生，还去杏花楼买豆腐花。那时候，我们吃完饭，同一些没来吃饭和过来拜访老师的人一起叙谈个把小时，此时备上的茶点，是很受欢迎的。事前我就跟几位师兄说，南乳花生是专门给老师的，而其他的可以分给客人吃。
记：那您在香港，工作上、生活中碰到一些问题也会跟南怀瑾先生聊吗？
陈：会，我们什么都聊，真的是忘年之交！我不知道别人跟他有没有特别讲究的礼仪，反正我跟他有一个保持多年直到最后的“动作”：我们每次说再见时都会头顶头，我的额头轻轻顶一下他的额头，这也成了我俩之间就像父女一样独一无二的亲切的“告别仪式”。这样的“告别仪式”应该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的，每次我临走时，老师会说“过来过来”，然后他的额头顶一下我的额头。这个动作我们就一直保留“传承”了下来。
记：头顶头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含义吗？
陈：我的解释就是，老师要给我一点智慧，呵呵呵呵呵……（开心地笑）老师曾说：“我们都是旧相识，可能以前就是吧！”也许，老师指的是前世或再前世。
老师说的是一口带温州乡音的普通话，所以看到我就开玩笑：“哦，陈晴（陈诚）陈诚啊，你是我的同学，老朋友！”他指的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将领陈诚，“陈诚”和“陈晴”在温州话里的发音很相近。
在“南园”，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学生、朋友，他几乎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所以难怪连国熙兄都不是叫他“爸爸”，而是同我们一样叫他“老师”。我觉得老师对我们所有的人是一样的。
记：我们知道，南怀瑾先生是一直非常鼓励女性独立与成长的。而您，就是我们女性一个方面的代表，尤其是在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能谈谈南怀瑾先生在这方面对您的影响和指导吗？
陈：哦，有好多啊，一天一夜都说不完的。除了老师的书，老师的话之外，还有老师给我写的小纸条。我每次在他身边，都随时准备好小纸条的，因为他有时候跟我一讲起故事来，里面就有一首诗，一段警句。那么，我的纸条就递过去给他写了！我很爱收集他写的那些小纸条。
记：您的父亲在采访中也介绍过，他也收了南怀瑾先生很多这样的纸条。
陈：对！我们俩有共同的爱好，呵呵呵。（开心地笑）老师对我们每个人都很了解。
我刚回到祖国的时候，因为中西文化上的差别，加上家庭背景的原因，就显得比较特殊，有时候被人非议或误解。现在当然觉得无所谓，但是当时就不服气，觉得我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为什么还被误解？
老师就跟我说：“你将来要做响当当的事情的，怎么会在乎谁说你什么呢？就好像外面的车水马龙，这种声音有什么值得去在意的？”他还逗我说，“你要是消化不了，那很简单，你不是爱收集纸条吗？你这会儿就去把纸条拿来，把那些不高兴的、被冤枉、受委屈的什么事儿都写下来！写完了就到洗手间去把它冲掉！一边冲，那烦恼就一边没了，都被马桶水冲走了！”
陈：他是希望我“心”的力量能最大化。他常说，“心”的力量够大，才能承受得住够大的责任。“心”要大，同时够柔软、够厚重，才能承担起自己和你要帮助的人。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炼成的，也不是许个愿“佛祖菩萨保佑啊”就能获得的，而是要不断地训练，要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心”。
回到前面说的，老师一直鼓励我要“懂得跟自己对话”，老师也很赞赏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是从小写到现在的，我的父亲从我五六岁起就训练我写日记了。我十六岁以前的日记，还都交他批改，当然后来我就不给他改了，但是高兴的时候某天就跟他分享一下！
老师也常对我说，“你父亲把你教得很好”。为了助我保持住“与自己对话”，提高“对话”的能力，他让我再读《心经》和《心经》解读。老师有一篇关于《心经》解读的文章，他却鼓励我不要执着于他的解读，“还有很多大家也有解读的，你都可以去看看，觉得哪个方法哪个方式更适合你，你就用哪个。因为，智慧和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说只有我南家的就是最好的，总之你要找到最合适的”。他还说，“既然你那么敏感，‘自我修炼’这方面的书就多去看一看，培养自己的心态和对于自己心的把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请宏忍师教我打坐。
宏忍师也是位非常令人敬重的人。她从教我一些呼吸的心法开始，除了国内常见的修行方法，还有源于古印度的瑜伽的心法。她告诉我的就是一种注意吸气呼气的修定方法，一口气顺溜不顺溜，运行得好不好，那是很有讲究的。
我就用宏忍师教的这些呼吸法打坐，然后慢慢进入冥想，每天做这样的一些功课。一直到今天，对我都非常有用。因为当我每天梳理自己的内心，好的能量消化吸收，不好的排出去，我觉得这是我一生都可以受用的。
那时候，老师总是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每当我进去一跟他打个照面，他其实就知道我那天的状况和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好像一个人的能量场，有什么样的波动，他都了如指掌，包括我哪里不舒服了，比如说有一天我闹肚子了，哪怕不是太厉害的那种，他都能一眼看出来。所以，我老是惊叹：“老师您这眼睛是天眼啊！”他就说：“我不是用眼睛看的。”有很多人都说老师有“神通”，可他才不屑于讲神通，但我相信他确实有！呵呵……（大笑）
我小时候学过芭蕾，后来练过舞蹈，再后来手痒痒也学过一点太极拳，所以，我落脚已经算是很轻了！但是老师身轻如燕，老师走路，尤其在木地板上走路，以及上下楼梯是听不到他的脚步声的。我不禁感叹，自己上下楼梯都是脚尖着地提着气的，一点都不费劲；可是老师走路却像飘过去了的感觉，我惊讶他老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也问过他，他只笑一笑，从来不拿这“功夫”出来说事儿。
当他知道我有那么几天特别累的时候，他就会说：“过来，调一调呼吸。”因为一个人的状态如何，从一呼一吸中，老师能感觉得出来。
我记得老师的客厅旁边有间书房，但是我们叫它“药房”，因为这个房间有一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科学中药。老师他自己会开药，有时候会说：“过来，给你抓一点，教你回去怎么用。”他正方、偏方都很多。
香港比较潮湿，有时候湿气重，人容易受寒——不是说很冷的那种“寒”。我有个坏毛病可能是在国外养成的，就是不爱穿袜子，练完功、打完坐或者练完一套拳，出汗了还不戴帽子，所以经常被他骂。他会故意激我：“你不是很要优雅端庄吗？不穿袜子怎么能优雅端庄？”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保暖和保养，阳气上升是从脚底起，特别是小孩子更要注意，要穿好袜子戴好帽子。所以，老师就责备我：“你练完功，你怎么能够不戴帽子！这不是白练了吗？！”而且，头顶受寒会很“贼风”。
记：对于人生，您的事业，包括您的婚姻，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您会跟南怀瑾先生商量吗？
陈：当然。他会跟我直接说：“这个人不用带来见我了！你要是跟那个人继续交往的话，有苦头吃哦！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哦！”他会很具体地给我“参谋”，有的时候，他就说：“嗯，那个人可以带过来见一见。”呵呵……（笑得很开心），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得挑着讲。
二十年前的我，比较善感。他就对我说：“你太放不下，我还是要特别告诉你，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流泪。”他不单是指男生，还有生活中一些人与事，他说“没必要流眼泪”。因为我的眼泪比较多，高兴的时候会流眼泪，伤心的时候更会流眼泪，包括写文章、画画的时候，进入了某个状态，或者我听到一段很好的音乐，也会禁不住流眼泪。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的撞击嘛。
老师就调侃我：“哎哟，我的常啼菩萨！这一次就不要哭了，这个不值得。”他老是叫我“常啼菩萨”，他说，我们的眼泪很宝贵的，只留给值得的事物和值得的人。他还说：“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眼泪有多宝贵，那是甘露啊！你知道吗？”
记：您回忆一下，还有哪些人生重要的时刻及选择，南怀瑾先生给过您比较有用的建议？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陈：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他训练我最多的，就是对于自己心态的把握。他说，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事情，你父亲和我都不会在你身边，你要自己做出决断。
记：那么，南怀瑾先生具体是怎么训练您的？
陈：有些是从理论上的，比如说，他让我从打坐开始。怎么把你一些不愉快的或者负面的情绪给消化掉。外界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去把握，只有你的心变得很柔软了，够包容了，你才能吸收消化。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国熙兄正跟客人们聊天，讲到波罗蜜，几大波罗蜜，再讲到忍辱波罗蜜。老师听了问国熙兄：“你以为的忍辱是什么？”国熙兄回答：“就是碰到那些不能忍受的耻辱，我就得忍受下来。”老师笑笑，不置可否。等到没有客人了，只有几个师兄弟或者家里人在饭后聊天，老师就开始讲了：“你那个不叫忍辱波罗蜜。真正的忍辱波罗蜜，不是说你能容忍下那些耻辱和委屈，而是懂得用你的心去化解那些耻辱和委屈。”
每每说到类似这样的时候，他会看看我们，然后棒喝一声：“你听到没有？用‘心’的力量！”
其实，我们日常最容易忽略的，最不了解、最容易小看的，就是我们本身“心”的力量。我母亲去世时，他教我学会使用“心”的力量，怎么面对“离别”。
记：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多大？
陈：我那时候二十多岁吧。讲到生老病死的时候，老师就说：“就好像我们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作为人类，最终也要跟我们身边的人说再见。你来这一世，有过一个丰富的、值得你来这么一趟的人生，那就很好了，无怨无悔。”
他说，人的灵魂其实是不灭的，肉体就只是我们暂时“住”的一个房子而已。重丧在身，一般是不到别人家去的，可老师不介意。我母亲去世那段时间，他让我赶快去！他把摆放在佛堂前用大悲咒加持过的一瓶水递给我喝，然后就让我在那里打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幸福，一有什么事，不开心了就可以随时去找老师。
做“精神的贵族”，投身公益慈善
记：您先后担任过香港盈科集团副主席、美林银行亚太分部私人银行总裁，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转身做慈善事业的？
陈：是从母亲去世，还有我生了孩子自己做母亲后开始的。一个离别，一个迎接，都是生命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大转折点。因为母亲去世，我就去做义工，越做越多，一发不可收拾，也受到不少嘉奖。做慈善做公益，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都还容易；但说真的，要坚持快二十年，那是要有信仰和情怀的。我想，那时候，老师应该知道我会走这条路，所以他总对我说，“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你不用理会太多”。
我说：“我要做精神上的‘贵族’。”因为，我觉得我继续坐在那个高位上就是做一个数字游戏罢了，灵魂还是不够饱满的。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的悲痛就会缩小再缩小；当别人因为我的帮助，能够生活改善，乃至走上正途，我的快乐和喜悦就会放大再放大。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新的“功课”训练，渐渐圆满着“自利利他”。我感受到了一种快乐和光，是古今中外有益的榜样，是因为度他而度了自己。
这种光是什么？不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光”，而是那种你燃烧了自己而看到的光。
陈：是的。说起这个孩子，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时候我还在香港，老师已经回到内地，住在太湖大学堂。他一直提醒我别太累，后来他也不提了，说：“反正你也不听！”因为我预备到临产前一个月再正式休息，想赶快结束手头的很多工作。
那天，我正在香港海洋公园开董事会。会议到一半，我的羊水破了！这个孩子比预产期刚好提早了一个月到来。当时，我们几个开会的人还在争论不休，我说：“Gentlemen（先生们），你们不要吵了，我三分钟之内要离开，我们表决吧，就像古希腊人一样表决，A 还是 B ？”
然后，我回头对会议秘书说：“你帮我打电话。”当时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纸条。“这是我医生的电话；这是我司机的电话，他人和车就在外面；这个是我先生的电话。这三个电话马上帮我打一下！”然后，我跟参加会议的人说：“我们现在就表决，因为我马上要去生孩子了！”他们听了，还觉得我在跟他们开玩笑，说：“这不可能！”我说：“这是真的，刚刚我羊水已经破了，我的走楼包（要去医院住院的包）已经在我车上了。”
我一上车就给老师打电话。接通电话，我还没开口，老师就问：“是要生了吧？”
我乖乖回答：“对。”然后，他就说：“说你呢，你都不听！行了，这个孩子很有主张，是他自己选了日期要来。”接着，他建议“最好别开刀、别打针，要自己生”。
我忍着痛，不断地念经，念《心经》，念菩提萨埵，念百字明咒。
我坐月子的时候，穿了平常穿的 T 恤，抱着孩子拍了张照片发给老师。老师看到了，又批评我：“你当了妈了，我还要骂你！露胳膊露腿，又不戴帽子！”我听了，心里是暖烘烘的。
记：那孩子知道南怀瑾先生吗？他见过南怀瑾先生吗？他见南怀瑾先生时是多大？
陈：知道！不过，他见到老师的时候，已经是在照片里了。老师没有见着他，但曾经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且不是用微信发来的，是用毛笔写了后从太湖大学堂寄到香港的。
我是全母乳喂养孩子的，哺乳期 2 年 9 个月。老师知道了，挺赞赏的，要我把孩子的生辰告诉他。他就给孩子起了名，叫“长佑”，还给批了个命格。《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人共佑之”，意思就是不断有贵人相佑，我觉得老师对这个孩子也是寄予了期望的。
记：南怀瑾先生定居太湖大学堂后，您去得多吗？您最后一次到大学堂见他是什么时候？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陈：老师常住大学堂后，我每年都会过去两三次吧。有时候是中秋去看望他，有时候是因为老师开班讲课。每次跟他告别说“再见”的时候，仍然都是“头顶头”。
老师很慈祥，很风趣，很爱护人，但他骂起来也是噼里啪啦的，我有了孩子后也是一样。可能就是爱之深，就会骂之切。现在想起来，都很感恩，很感恩。这是一种亲情啊！
最后一次去见他，应该是他乘鹤而去之前的一年。那时候，公益事业我已经越做越多了，他是给予肯定的，而且相信我一定会越做越好。同时，他还说：“这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的挫折，一个人除了心灵要强大外，还要有善用各方资源的智慧。因为，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一个人许了愿发了心，就都能做成事。”我牢牢地铭记在心。
记：每次去看望南怀瑾先生，您是一个人去的吗？还是有谁一起同行？
陈：我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也带过个别朋友一起去过，都是他认可能带的。他说，“你自己随时都可以来”，就像自己家人一样。但是要带别人，一定要他觉得这个人可以才能带。
记：我知道您最近几年在香港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保驾护航，做了很多工作，您觉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推行南怀瑾先生一直奉行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当年南怀瑾先生对于国家的未来有过怎样的评价和预言？另外，也请您讲讲对香港未来的展望。
陈：老师的心愿一直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是以一颗非常无私的心去宣扬去推广，希望更多的华夏子孙能够受益。他经常说，智慧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众生全人类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受益不如众受益，我们感同身受，中国传统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对全社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责无旁贷在不同的位置上一如既往地去吸收和发扬它的正能量。
现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传统的中华文化必然要、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南老师的格局很开阔，他一生走南闯北，学贯中西，一直像一个少年人一样不断地吸收新鲜的事物，他经常跟一些国外的修行者、学生谈论，最新的技术、科学发明和社会现象，他都很有兴趣去了解，并且很快就融入他新的讲演和著作里。一个人必须具备能够终身学习的能力，老师就是这样的典范榜样。有了这种能力，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survive，能生存和发展。
南老师当年说过，我们国家大运和跨越在上升之中，“还有 200 年大运”。香港 2019 年的暴力事件只是大运中的一个波折，我对香港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充满希望不等于我们可以躺赢！
香港已经错失了很多机会，走过了弯路，在经历了一些伤害后，不分男女老少——750 万香港人都要树立一个牢固的“国家”观念，还要有一个广阔的世界观，共同推动香港重新出发，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
记：您现在还常想念南怀瑾先生吗？
陈：是的，我觉得老师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只不过现在他活在了我的书架上、老师的书里面，老师的智慧在哪里，老师就在哪里。
以前老师总问我：“我这本书，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了。”老师却说：“我看你没看过。”我说：“我真的看过了。”他又说：“我看是书看了你了，你没看好书。你就跟它打个照面，说精华，你都不知道。嗯，再看看！”我现在经常想起当时老师教导的许多场景，历历在目，字字在耳。
还有，南老师教给了我一种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心态。他反复跟我讲的“心”的力量，是对我触动最大的。
看，身后这尊文殊菩萨就是老师赠送我的。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微笑）
访谈时间：11月2日
访谈地点：温州南怀瑾书院-香港陈晴办公室 Zoom Meeting视频在线
访谈记者：戴江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