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源自东方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的《万里无云万里天——口述南怀瑾》,转载自温州南怀瑾书院公众号。有删节。
查旭东,1970 年出生。现任江苏省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做过警察、秘书,当过交通局局长、乡镇书记。2010 年 8 月开始在太湖畔的七都镇担任党委书记,其间与南怀瑾结缘。南怀瑾去世后,查旭东向组织申请继续留任七都,直到 2017 年 6 月调任吴江开发区工作。
查旭东是南怀瑾晚年定居的太湖大学堂所在地——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在任时间最长、和南怀瑾关系最密切的镇党委书记。查旭东在任期间,为七都镇留驻南怀瑾及一批文化大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为七都镇的文化建设倾注了汗水、心血。
2016 年,查旭东将自己在七都镇任职期间与南怀瑾交往的点点滴滴,结集成书,书名为《说不尽的南怀瑾》,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南怀瑾的“总编辑”、时年 95 岁高龄的刘雨虹先生亲自为该书写出版说明,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查书记一行离去后,南师说,这是一个正直而且有见解的人,不落俗套。地方有这样的官员,我们有福了,这也是国家之福。在南师生前走后六七年中,查书记亲历了一切,他的正派守法又通情的处理和作为,在他所写的这本书中,随处可见……”
2021 年 6 月底,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盛典前夕,记者前往江苏拜访已调任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查旭东。
查旭东,中等个子,挺拔的腰板、干练的气质,隐隐透露出他曾经的从警经历。而他的言谈举止既有文人的书卷气,也有从政者的沉稳。
此时,距离南怀瑾在太湖大学堂荼毗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对众多“南粉”以及广大读者而言,太湖大学堂是否还在正常运转、自南怀瑾去后有了哪些改变、到太湖寻访南怀瑾踪迹的访客是否可以参观瞻仰大学堂等都是大家十分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访谈,从太湖大学堂的现状切入。
南师走后太湖大学堂状况
记:南怀瑾先生辞世到明年 9 月刚好十周年,这十年里,南怀瑾先生一手缔造的太湖大学堂有哪些变化?目前的太湖大学堂状况如何,请您介绍一下。
查:2012 年 9 月 30 日举办南老师荼毗仪式后不久,经当时的吴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太湖大学堂被整体设立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变更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既是表达对南老师的恭敬和纪念,也有利于保护南师身后文物的完整性。太湖大学堂,是南老师生前所创立的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一个建筑群落,无论从外观到内涵,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太湖大学堂从创办至今,都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过,访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实行通报制度的。南老师在时,我得他老人家首肯,享受“免通报”的待遇。南老师走后,我也很少去大学堂了。偶尔我到七都看望刘雨虹老师,会经过太湖大学堂,也只是远远地眺望一下。总体感觉,与南老师在时相比,的确是清冷了不少。
2007 年夏天,南老师在太湖大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小学,也就是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办学主体是南老师个人独资的吴江太湖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据我所知,目前,这所小学仍正常在开办,或者说是维持原状这样一个状态。南老师一直在海内外提倡儿童中英文经典诵读,还加上珠心算,利用孩子 12 岁以前如种子汲取营养般的强大记忆力,给孩子们的记忆银行“存款”,供他们毕生受用,南老师希望孩子们从小打下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基础。南老师生前曾形象地比喻它是“一亩实验田”。这所小学原是归属在南老师名下的。南老师去世以后,因为种种原因,相关的变更手续至今仍未完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至于太湖大学堂何时才能真正敞开大门,可能还需要时间和机缘。
对“中国文化的太庙”情有独钟
记:南怀瑾先生当年亲临七都现场勘察、建造太湖大学堂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南怀瑾先生为何对太湖七都情有独钟?请您具体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查:这些事情我并非亲历者,但也陆续听南师和他身边的学生说及过一些。南老师第一次回到大陆是 1994 年,是应妙湛老和尚的邀请在厦门南普陀寺举办禅修活动,史称“南禅七日”。我曾经寻访过南老师在大陆的踪迹,特地去了趟厦门南普陀。其实在“南禅七日”之前,南老师就和他的学生们给南普陀捐建了大讲堂,讲堂落成时,妙湛老和尚就说:“讲堂既然建好了,就请您来开讲吧!”南老师欣然应允。听说那次禅修活动,非常轰动,也等于宣告了南老师回归大陆的决心。
回大陆,就面临在哪里定居的问题。南老师应该是考虑了很多地方,后来有南老师的学生推荐了太湖边的庙港小镇(后与七都镇合并)。大概在 1999 年前后,时任吴江市委书记的汝留根先生是将南老师作为招商引资(智)的对象,吸引来吴江落户的第一人。汝留根书记当年在吴江宾馆以真诚的态度、隆重的礼仪,会见了南老师一行。南老师接过汝书记递过来的名片,笑道:“汝——留——根,看来你是要我到你那儿去呀!”
南老师下决心回到大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南老师认为,大陆比台湾、香港更需要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弘扬。好多人不理解南老师的选择,尤其是南老师台湾和香港的学生,认为庙港这地方又小又落后,当时连高速路都还不通,交通和生活配套也都有诸多不便。但南老师可能更喜欢这里的“不方便”,他决心一下,旁人便劝阻不了。
2000 年,南老师来到庙港实地考察时,过桑园,沿着太湖南岸大堤走了一圈,他说:“这个地方曾经见过。”很有《红楼梦》中宝黛初会的意思。见堤上杉木参天,他又说:“将来在这里骑驴看书、看风景,倒是件有趣的事。”
当时的吴江、庙港地方政府,表达了欢迎南老师前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真诚愿望,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和价格,将太湖南岸 300 亩土地的使用权提供给南老师办学授业。当时该土地属性为农科综合用地,故南老师指派他的学生注册了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并取得该地块的使用权。
其实,当地政府对南老师的支持不只在地价上,更是在面积上。当然,这块土地当时是一片滩涂,需要基础回填等技术处理,建设费用也是挺高的。记得当时,因为南老师在修建金温铁路上的特殊贡献,浙江省政府授予了他“荣誉市民”的称号。温州市又给他办理了身份证,所以,南老师是以温州人的身份来庙港投资办教育。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像台湾、港澳人士到大陆全日制办学是不允许的,是受限的。
正是因为南老师的特殊身份,南老师做事严谨,考虑到办学、讲学的敏感性、严肃性,也希望师出有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南老师申办注册了他个人独资的“吴江太湖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并以此公司为母体,先后设立“吴江太湖大学堂教育培训中心”和“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两个文化单位,分别展开对成人和小孩的教育实践。而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是土地、建筑等物理资产的所有方,这些文化公司、培训中心和后来的实验小学本身都是轻资产的机构,它们都是租用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这个载体。
太湖大学堂在建期间,也就是 2004 年,南老师还在太湖之滨的七都君庐别墅举办了主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生命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的研讨课。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南老师,那时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南老师讲课抑扬顿挫、生动活泼,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让人印象深刻。
2006 年,太湖大学堂主体建筑群投入使用,从此,太湖大学堂正式挂牌,南老师也正式定居于此,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六年的传道、授业和解惑。
后来在太湖大学堂的餐桌上,南老师对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先生回答自己落户七都的原因时,曾这样笑言:“我住的地方叫庙港,太湖边的庙港,不就是‘太庙’吗?这个地方,历史上佛教儒学兴盛,是一个文化中心,苏州府、湖州府、嘉兴府每年庙会时节都是要向当地进贡祭品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太庙’,是有文化渊源的地方。”
捐 18 亩修建老太庙留佳话
记:说到老太庙,听说还是您到任七都镇党委书记、在接受了南怀瑾先生捐赠的 18 亩土地后修建而成的,请您讲讲这段佳话。
查:南老师决定在庙港修建太湖大学堂,政府以很优惠的条件和南老师签了协议出让湖畔土地 300 亩。南老师以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的名义付清了全部土地款。后来政府以大明河为界,在大明河以西建造水厂,占用了其中的 18亩土地,却无合适的地块可补偿,此事就被搁置了下来。南老师拿地的时候,还属于庙港镇,后来吴江经历了两轮区划调整,庙港在第一轮的调整中就和七都两镇合并,其间,地方政府官员数任交替仍未能解决此事。我到七都镇就任时已经是第五任镇委书记,也是庙港和七都合并之后的第三任书记。
我来了以后,南老师也少不得提醒我:“政府要讲诚信啊。”我虽然在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提出过若干解决方案,但始终不能让南老师满意。
捉摸不透南老师的本意,我有时也纳闷:已有的 282 亩土地,太湖大学堂已经足够用了,还有不少空间可以发展,南老师为何却念念不忘这 18 亩!难道仅仅是为了提醒政府要守信、要作为吗?我思来想去,把南老师对老太庙一事的反复开示联系了起来……
2011 年 9 月的一天,南老师又跟我提及老太庙。我刚到任拜访他时,他就给我讲了不少七都庙港的历史和典故,建议我多看看本地的镇志、地方志,了解挖掘历史。所以,我就向他表态:“南老师,我们准备重建老太庙了。地址选在太湖大学堂的南面,就在老庙原址边上。”南老师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好!随即招呼几位大学堂同人聚拢过来,说:“你们几个过来,马上现场办公,我有事要宣布。”
大家坐定后,南师说:“查书记刚才告诉我,七都镇政府决定重建老太庙,我宣布几个事。一个是政府欠的 18 亩土地,我们不要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再一个,登大师(他指登琨艳,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要帮助做好老太庙的义务设计工作。”说到这里,南老师还回头问我:“你看,还需要我做什么?”我是听说南老师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可还是完全没料到他这么干脆利落。
可见,南老师内心早有定夺,就等着我表态了!于是,我“得寸进尺”地问:“南老师,这 18 亩土地,能不能说捐给老太庙了?”南老师笑答:“对,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当即表态个人捐出 100 万元稿费,还跟其他同学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份,不论多少,都要给老太庙做功德。”
就这样,老太庙的第一份功德是南老师捐出的 18 亩土地使用权和 100 万元,随后,吕松涛、刘梅英夫妇捐 91 万元,李慈雄、萧明瑾夫妇捐 90 万元,刘雁平、李想母子捐 50 万元,还有其他各学长捐款数额不等,一下子就筹措了 350 多万元。南老师也提醒我:“你也要带头的。不在多少而在有心,一元、五元也是功德。”
后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捐了一个月工资,本地企业家和群众也纷纷响应,很快老太庙的启动资金就全部到位。
登琨艳的建筑设计方案也很快出炉。巧妙的是,庙院主体建筑正好夹在两河之间,港中有庙,庙中有港,正呼应了“庙港”的地名。更加巧合的是,地形图纸一测量,庙基、庙前广场和配属的四合院加在一起,面积正好是 18 亩!这个建筑群在体现儒释道三家合一精髓的同时,不仅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更成为教化民众、寓教于乐的文化场所,与弘扬吴越文化、太湖文化相融合,后来得到南师首肯,冠名为“老太庙文化广场”。
墨宝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
记:除了老太庙,听说在您和南怀瑾先生的共同努力下,七都还留下了不少南老师的墨宝,以及与南老师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文景观,也请您一一介绍经过和来历。
查:老太庙还在设计阶段,南老师就托人捎来他为老太庙题的两幅字:“老太庙”和“吴泰伯”。南老师那时候,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他几乎是“盲写”而成。他详细讲解了其中的含义,并说:“字,我留给你们了,将来能不能用,你们看着办。”
老太庙落成后,南老师虽然不在了,但是南老师的这两幅墨宝就成为老太庙两个主体建筑的匾额。
2011 年 3 月的一个晚上,南老师对我说:“太湖大堤上的垂柳很漂亮,如果能在柳树中间种上一些桃树,桃红柳绿会更漂亮。”我马上抓落实,一周之后,300 多棵桃树移栽到位,并很快开花,确实比原来的景观更有亮色!我拍了一组照片在去大学堂看望南老师时呈给他看,他很开心,连连夸我办事认真、有效率,能够将他的信口一说马上落实。
2011 年秋天,七都镇与水利部太湖局苏州局联合申报的浦江源水利风景区,通过了国家水利部专家评审,即将获颁“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我就去大学堂请南老师赐墨宝。南老师问明了原因、用途之后,答应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写好了交给你。”我又高兴又难为情,因为南老师眼睛有恙,已经很长时间没题字了。
只过了一周,南老师就让人送来了他写的“太湖浦江源国家水利风景区”这12 个字,用了 12 张裁切成六寸的宣纸分别写成!这又是南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盲写”而成!
佛教界有“南南北赵”之说,南指南师,北指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朴老 1993 年给当时的庙港镇题写了“太湖禅林”,我们将它用在通过太湖大学堂的道路分岔口的中式牌楼上,南老师题写的这 12 字就立南面,两幅墨宝成南北呼应之势,成为当地又一人文景观。
基于七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优势,政府在保护好环境、生态、水源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餐饮、休闲服务业。对于这个定位,南老师表示认可。
为了便于对外宣传,我们受北京奥运“京”字变形的中国印启发,设计出了“太湖七都”的文化符号:“太湖”是全太湖流域共有的,使用标准宋体;“七都”二字则用吴昌硕后人吴民先先生书写的石鼓文体,体现七都一带的人文历史底蕴。南老师看后连连说好!他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无论发音、书写还是表意。
2013 年 9 月,地方政府为纪念南老师逝世一周年,将太湖南岸七都庙港段、南老师初到太湖走过的 6.8 公里长的大堤,命名为“南公堤”,并立碑文。大堤步道两侧,间隔布置了数十块具有普世教育意义的“南师语录”铭牌,使之增加文化内涵和教化世人的作用。此举也得到了水利部门的支持和认可,一条普通的防汛大堤与南师结缘,从此成为一条文化大堤。
“就在太湖挂单,哪儿也不去了!”
记:作为地方官员,您曾经怕大学堂留不住南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南怀瑾先生说自己在太湖“挂单”,他具体是如何说的?您在七都任职期间,又是如何听南怀瑾先生讲课解惑的?
查:南老师说自己在太湖“挂单”,这句话是讲得很完整的。当时,拜访求见南老师的人很多很多,也有南老师出生、旅居过的地方党政官员前来,希望能把南老师请回当地去。其中,最积极的当数浙江各级政府的官员,上至省、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下到乐清当地的官员,或直接或婉转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南老师却并不言明。
从我的角度,南老师在大学堂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和精力,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局面,我真不愿看到南老师丢下这里,再去从头辛苦。我总担心,在我任职期间,南老师离开了七都到别的地方常住,我作为地方官留不住南老师,是我工作的失职。
所以,有一天我忍不住向南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南老师当时就跟我说:“跟我有关系的地方很多,我都想去,不过哪儿也不去了!我是来太湖挂单的!我既不是吴江的,也不是浙江的,我是中国的南怀瑾!”南老师这话,我听了深感惭愧,他讲得很平静,却透着大格局!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跑去大学堂看望南老师,有时工作上遇上烦心的事,也会向他求教一二,只要他肯定和赞许的,我都会不遗余力去做好。更多时候是躲应酬去蹭饭的。大学堂的餐桌就是南老师的课堂。除了少数大课在大教室举行,南老师日常的讲授就放在饭后的餐桌。
寒来暑往,流动的是访客和听众,不变的是南师的传道和解惑。南师有点评指导,也会讲好玩的故事给大家听,让我受益良多,他其实是一个生动有趣、可亲可近的人。
“最后一堂公开课”耐人寻味
记:您最后一次见南怀瑾先生是何时?他的精神状态有何异样?南怀瑾先生荼毗仪式您都在现场吗?能说说您看到的、听到的情形吗?您书中说道,南怀瑾先生辞世是“留下最后一课”,您对这“最后一课”如何理解?
查:最后一次见南老师是 2012 年的 7 月中旬吧,当时我正在江苏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培训之前我去看望南老师,培训结束后又去了一次。那一次,我还把自己写的一篇心得作为“作业”交给南老师,这是我第一次交作业,一不小心竟然变成最后一次。
当时,南老师精神状态还是很不错的,他还一直给大家上课,晚上吃饭还一起聊天,一切如常。 9 月 14 日中午,大学堂来了个电话,希望地方政府帮助协调当地医院,给安排一辆医用救护车送南老师去上海的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当时,我还以为,南老师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并无大碍。
印象中,南老师身体一直很好,大家经常说,南老师活一百岁是很轻松的。他自己也开玩笑:“我就只能活一百岁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南老师活到一百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常说,像南老师这样有修行的人,他不能决定不走,但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走。
包括他跟学生讲的一些话也包含这个意思:“你们现在不好好听课,以后想问也问不到了!”我当时的理解还是:南老师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因为当时古道师的江西洞山禅寺已经修好了,李慈雄的上海恒南书院也已经盖好了,他是不是要搬过去住了?当时李慈雄的想法也是,接南老师过去先住半年,结个法缘。包括浙江省,也一直邀请南老师回去。所以,我当时的担心以为南老师想离开七都镇。
可能不同的人,对南老师的暗示有不同的理解吧。
南老师是 19 日从上海出院回太湖大学堂,29 日宣布死亡。当时是由在上海、香港的和南老师比较亲近的三位医生会诊后,共同宣布死亡的。南老师去世时确实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异象,比如他除了没有脉象和心跳,面色红润,体温不下降,瞳孔没有放大,按照佛教的说法,是可以将肉身留下来的。之所以举行荼毗,是担心日后其肉身的保管难度太大,会有很大风险。这些是南老师的常随学生及家属一致决定的。当然,我们就不过问了,我们只管做好分内的服务工作。
荼毗仪式我在场,不能说全程,因为整个荼毗过程持续了四天五夜。南老师的离世确实可以看作他的“最后一堂公开课”,他的离世本身可以说在华人圈掀起了一股新的国学热,因为很多人是在南老师走后才对国学开始感兴趣的,甚至才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些人是早就知道南怀瑾,也有很大一批人是在南老师离世的消息中知道有南老师这个人,才去关注他的书,读他的文章的。
我印象很深,当时设了一个吊唁网站,从很多网友的留言看得出来,好多人虽然跟南老师素昧平生,从来没见过面,但他们却能从南老师的书中得到一些真知真见,他们的理解反而比一些常随学生理解得更深刻、透彻,看问题更准。可能南老师教化的目的恰恰也在于此,你不一定要跟他面对面交流,只要入门得当,也是能够得到南老师教诲的。
以前,南老师总是责备身边学生:“只要老师在,你们都有依赖性,以后我不在了,你们找谁问?”南老师也正是用自己的离开考验每一个人的智慧!包括他不留遗嘱就是遗嘱啊!就看你们怎么领悟,怎么理解。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怀念”
记:南怀瑾先生走后,发生了“遗产纠纷”,官司先后打到了大陆和台湾,听说您为平息这场诉讼先后做了很多协调工作,能否讲讲其间的曲折经历?
查: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南老师既需要颜回这样的学生,也需要子贡这样的学生。
南老师一直是劝人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避世。他也很强调要做事。他对不同的学生,会给他们安排不同的工作。比如李慈雄,南老师在美国时就劝他回国创业,而且要把企业办在大陆,放在上海。他一直认为,办好一个企业能解决多少人就业啊!
这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李慈雄的企业最高峰的时候,员工达到五六万人,那就是帮助了五六万个家庭啊!这才是最大的功德!
再如古道师父,他的出家或还俗,都是为了方便做事。南老师交代他去江西洞山,把洞山普利禅寺给恢复起来。还有像登琨艳,是个建筑设计师,南老师派他去河南,给河南嵩山的佛教场地做设计,还有刚才说到的太湖老太庙也是登琨艳设计的。南老师希望这些学生都结合自己的专长,做好各自的工作,这是南老师教育理念最大的特色,而不是单单看重你学问做得有多好!当然,就学问这块,也有人做得很好,比如刘雨虹老师、宏忍师,南老师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整理好书稿,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把南老师的学问、思想传播开去,这也是大功德。
所以南老师不但在讲学,也在强调入世,积极地做事。恰恰是这一点,很多人忽略了。像南老师这样大智慧的人,其实很清楚、很了解自己的学生,他所做的安排都是为了把事情做成、做好。
我跟南老师交往也就两年左右,关于南师的身后事特别是遗产诉讼纠纷等,有些仍在过程当中,我现在也不方便说太多。当然,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和维护南师声誉的角度,我们肯定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的,所以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当时,我也提出:在南老师的后事处理上,应遵从南师遗愿、子女意愿、学生心愿的“三愿原则”。为此,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走到目前这个局面,令人唏嘘。只能说“力小任重,无功而返”。但我仍希望有朝一日,情况会发生好转,回归一个理想的状态。
2012 年末,在产权方配合、同意下,我们将太湖大学堂整体申报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后转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目的就是要实现南师遗物的原物、原样、原址保存,否则,若文物离开了这个地方,它的价值就弱化了。
南老师走后,刘雨虹老师说,现在围绕南老师的各种机构、刊物、公众号林林总总,要么是私人,要么是企业,没有官方权威的,很不规范。她建议我们可以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发起成立一个机构,来开展与南师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便于像她这样身份的人参加。
所以,2016 年,也就是南老师走后第四年,我们以七都镇政府和吴江区社科联的名义联合发起成立了非营利的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并聘请刘老师担任名誉会长,朱清时院士是首任会长。为什么请朱清时院士来担任这个会长呢?一是他当时已经办理退休并有大陆身份,二是他在学术界有足够的声望,三是他与南师有交集并得到大家认同。
这个研究会虽然是官办的,为了保证其学术独立性,我们还专门“约法三章”:所有政府在职人员都不得兼任职务,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保障,并提供办公场所。
当然研究会最理想的场所应该是太湖大学堂,在大学堂没有打开这道门之前,就先放在老太庙文化广场的“怀轩”。而且老太庙这块地,还是南老师捐的,所以我说也算是有渊源的,对吧。
对南老师最好的怀念、最好的纪念,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南老师的思想,也就是我前面讲的,要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避世,不要自己圈个小圈子自得其乐,不要搞什么南门南派,号称什么“关门弟子”“衣钵传人”,搞这些我觉得都不好,南老师生前一直反对门户之见。但是大家可以结合各自的专长,结合各自的岗位,办企业的好好实业兴邦,当老师的好好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和发扬南老师的观点和精神,这样可能更有意义。
至于南老师身后官司涉及的所谓“遗产”,我相信终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只是现在机缘未到吧!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口水战和官司上,不如各自做好自己的主业。当然,我也不是说这场诉讼没有任何意义,有时正能量也是需要通过诉讼来传递的。
“庐墓六年”,寻访南师踪迹
记:特别感动您在南怀瑾先生辞世后“庐墓三年”的决定,能讲讲这三年里,您的体会和感受,以及难忘的经历吗?您还寻访南怀瑾先生踪迹到了温州,对于温州之行,您有何深刻的感受?
查:还不止三年呢!实际上将近六年了!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工作去留由不得自己做主。我当时确实专门向上级领导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既是考虑任内工作的延续,也确有要在自己任内举办好南师辞世三周年纪念活动的想法在里面。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也满足了我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南师子女、刘雨虹老师等一众南师学生都表达了希望我可以在七都多留些日子的想法。
这或许也是我与南师因缘未尽吧。后来刘老师开我玩笑说:“你这是子贡庐墓呢!”举办完南老师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之后,我也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寻访、重走一遍南师路,感受大师的成长历程和博大胸怀。我也去了温州,看望了南老师留在大陆的两个儿子:年届八旬的南宋钏和南小舜,以及其他南氏后人。看得出,他们秉持优良的家教、家风,过着质朴而充实的平静生活。
第一次到了南老师的故乡乐清翁垟,也谈及南老师晚年一直没能回到家乡的话题。其实,之前,也有不少人问过南老师。有一次,就在大学堂的餐厅,我们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聊天,电视里面正好在播放美国旱灾的新闻,南老师说:“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太湖边了吧?现在全世界都在缺水,就我们这个地方不会缺水!”我还提醒他,“南老师,我们也缺水的,我们每年光太湖周边几个水厂的取水,一年就喝掉二至三个太湖的水,还要供上海的部分用水”。
关于南老师不还乡,刘雨虹老师也有个观点,她说古人讲究“得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我到了温州,还跟乐清翁垟的书记交流过。其实,南老师之前给家乡写过一封信,他的用意都在这封信里面了。尤其是,他把祖屋捐出来,希望用作“老幼文康活动中心”。后来被改为故居,这不是南老师本意,南老师一直强调把这个地方用好,肯定不是希望去纪念他。把故居恢复成老幼文康活动中心,子女也好,他的学生也好,去了才不会有心理障碍。否则就变成大家支持你搞个人崇拜。他们还在院子里塑了南老师的等身像,很多学生意见很大,这不是让南老师天天在这里招客,站在院子里日晒雨淋,对吧?(查旭东诙谐地笑开了)
南老师的那封写给家乡的信,也没用好。其实可以刻成碑文,放在故居的墙面上,一是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场地也应该用起来,不能只是放些南老师的书信、图片,变成了文物展示。
“说不尽的故事”,未完待续
记:作为基层干部这一角色,您从南怀瑾先生身上学到了哪些?或者说南怀瑾先生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您认为在干部工作当中,应该学习南怀瑾先生的哪些言行?
查:跟南老师交往短短两年里,我学到的东西非常多。尤其是他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南老师强调入世,积极地做事,对于我也有很大的指导、帮助。
我前面说了,南老师的教育、教化最大的指导意义在于,他希望每个人能结合自己的专长,干一番事业,为社会做点贡献。在一次南师纪念活动中,我也说过,目前来看,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刘雨虹老师,刘老师在南老师走后短短两三年里,编辑出版了好几本书。她以及她的工作团队,还在继续走南老师的路。刘老师在她满百岁时,宣布退休,但编辑团队的工作依旧没有停。
包括我自己,我跟刘老师开玩笑,我前面那本书《说不尽的南怀瑾》,写的是和南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如果写下一部书,我要跟刘老师学习,就写在南老师走了之后,在南老师的精神影响下,怎么改造自己,怎么改造自己所能影响的这个环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又做了哪些事情。我现在分管人事、人才工作,经常会与各级各类高校、党校联系,偶尔也会走上讲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南老师的思想、传统文化的理念融入进去,这也是在传播和弘扬南老师的文化精神。去年疫情期间,我也注册了个公众号,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到时候也可以结集成书。这本书,也许就是我在南老师的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说起南老师的事情,真的是“说不尽的”,所以用了这个书名,后来很多人办讲座,也都用了我这个书名。呵呵呵呵。(查旭东笑得很开心)
记:太湖大学堂之后,一批文化单位在此聚集,如绿谷集团的“江村市隐”、刘老师和宏忍师的“净名兰若”、登琨艳的“时习堂”,都是以怎样的形式落地的?如今,这些文化单位在当地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力?
查:这些都可以说是南老师在世时撒下的一些文化种子吧!像刘雨虹老师和宏忍师的“净名兰若”,一直承担着跟南老师有关的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为继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南师精神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登琨艳是建筑设计师,他的特长就是老房子改造。他现在的“时习堂”,是原来镇上闲置的一个老的茧站,当时我们做了特殊处理,土地是出让给他的,地面上的残存建筑作为赠送部分。事实上,有效地保留和修复老建筑比推倒重建新建筑的成本不知高了多少。很欣慰的是,通过登琨艳的设计和改造,时习堂成了很有味道的文化道场,我偶尔也会去他那里坐坐、喝杯茶。
除了时习堂,登琨艳另外还做了一个项目,也是把一些老房子进行改造,包括他的学生有做贸易、做餐饮、做农副产品的,都给当地带来了经济实惠。他还拉来了其中一个学生,就在时习堂旁边盖了个禅修酒店,由他做的方案、画的图纸,这个酒店盖好就跟他的时习堂形成了配套。因为他在七都做活动,一下子来那么多人,住宿也是个问题。这样,对内,他可以自我消化;对外,对七都当地也是完善接待配套。
江村市隐由吕松涛的绿谷集团承建、装修,现在主要用于企业培训,吕松涛的绿谷集团自己也有培训公司,同时,绿谷和一些科研单位也会有短期的会议和培训、交流。吕松涛还和政府合作,就在老太庙旁边、也就是江村市隐的南面,建了个太湖大讲堂。由政府出地、绿谷集团出资二千多万元(产权归政府),建成后由绿谷管理,与政府共同使用。就这样,围绕老太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产业建筑群。
当年,老太庙奠基开工,联系起南老师一贯的教化主旨,七都镇发起举办首届“七都孝贤”评选活动,并邀请“孝贤”代表为老太庙开工培土。2013 年、2014 年,结合老太庙文化广场二期、三期开工,我们连续评选了第二届、第三届“七都孝贤”。除媒体宣传外,这些“孝贤”人物事迹还编入了“太湖国学讲坛书系”之中。举办“太湖国学讲坛”是纪念南师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已经连续举办了好几届,举办地就是前面说到的吕松涛支持建造的太湖大讲堂。
依托太湖大学堂这个“龙头”,在南老师走过的 6.8 公里的太湖“南公堤”内侧,重点做与文化有关的产业,这既是按照南师精神有力地支持传统文化,又为地方产业的发展开拓一条新路子。就是希望把“南公堤”建成一条文化大堤,也许将来某天,南师所希望看到的传统文化的繁荣局面,将率先在太湖边的“南公堤”呈现。
2018 年是南老师的百年诞辰,我当时跟刘老师商量:想写篇文章,将自己亲历的、南老师离世后发生的事写出来,也算解答大家多年困扰的问题。文章写好了,交给刘老师审核,刘老师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她说:“你今天看到的不代表将来一定是这样的。”这位百岁老人的胸怀和智慧真的令人佩服!
附录:七都之行小记
在查旭东的提议和帮助下,次日,采访小组前往离吴江主城区 30 多公里外的七都(庙港),蜻蜓点水寻访南师踪迹。在七都镇,有太多得近水楼台之宜、受南怀瑾先生影响从而成为“忠实南粉”的百姓,乐在当地做弘扬传统文化的义工。
我们的第一站是老太庙广场。史料记载,吴江境内曾经有三座老太庙,分别在原七都镇、震泽镇和原庙港镇,现原七都镇和震泽镇的两座老太庙已经不存在了,仅存庙港的一座。这一座始建于元代至正四年即公元 1344 年,距今已有 676 年。庙中原来供奉的是邱老太,邱老太是庙港人,绰号“邱癞痢”,在镇江做官,传说逝世以后做了神。以前庙港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相传船进了太湖以后,如果碰到大风大浪,只要喊几声“邱癞痢”,就会平安无事,因为颇为灵验,所以邱老太被尊为“老太菩萨”。老太庙原建筑于 1958 年被拆除,只留下了一棵古银杏。
2011 年南师捐地捐款发起重建,2015 年全面完工。老太庙首任住持是四川文殊院方丈宗性大和尚。
到达老太庙广场时,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老太庙大门外迎候。
抬头,门梁上,红底匾额描金大字“老太庙”就是当年南师手迹。大门厅外,是问过心来亭,这是一座跨水凉亭,登琨艳“庙中有港,港中有庙”设计的奇巧和古朴风格,在迈入老太庙大门之后扑面而来。这也是一座省心亭,佛家和道家的“禅”“悟”精髓通过这样一座凉亭,铺接起外界和老太庙园林主体,不得不让我等步履匆匆的红尘过客,放慢脚步,暂时静下心来。
下亭桥,右侧院落就是南怀瑾学术研究会所在的“怀轩”。老太庙常驻出家师父告诉我们:自南怀瑾先生辞世后,怀轩承担了接待南怀瑾先生家属后人、专家学者的任务,也因为这些人的走动,倒是更增加了老太庙的人气和浓浓的学术味。当地群众这样调侃:“在庙港七都,老百姓不一定知道省长和市长是谁,但都知道南怀瑾其人。”
老太庙一共三进,还有一座戏台,这是原庙的格局。登琨艳利用三条河流环水将庙、三进殿、配属院落、广场奇思构造,巧妙连接。
三进殿,第一进是德泽殿,供奉的是邱老太及其子孙的神像,邱老太救人于危难,象征道家文化;第二进大雄宝殿供奉的是释迦牟尼,象征佛教思想;第三进是善贤殿,供奉的是吴文化的鼻祖吴泰伯为代表的先贤人物,属于儒家文化。儒释道统一,这正是南师兼容并包的内涵体现。而当年南师另一幅“盲书”手迹“吴泰伯”匾额就悬挂在善贤殿前。
我们穿行水上曲桥回廊,碧绿的水域的西面,是群学书苑,南怀瑾先生的学生古国治经常会到这里讲学,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听众群;往东赫然在目的就是南怀瑾另一学生吕松涛和政府合作建造的太湖大讲堂。如今,太湖大讲堂除持续举办“太湖国学讲坛”外,还是南京大学乃至全国社会学界实地研讨、调研并开展各类学术活动的基地。
与太湖大讲堂紧挨着的就是吕松涛绿谷集团的江村市隐。在创业路上几经起落的吕松涛一度长依南怀瑾膝下,听教修行,南怀瑾亲书“江村市隐”意在让在商海闯荡一路狂奔的吕松涛适时摒除执念,以平常心沉下心来。吕松涛在太湖修行自省后再度上路,带领“绿谷”走出低谷。
江村市隐不远处是净名兰若。这是刘雨虹和宏忍师的常住院落。南怀瑾去后,大学堂的编辑部就搬到了这里,刘雨虹和她的编辑团队,就在这里继续着南师未竟的书籍出版事业。记者到访之日,恰逢刘雨虹先生 101 岁生日(6 月 30 日)之际,因先生有言在先,“不过生日”亦“不接受采访”,记者也就不去惊扰,只是轻叩门扉,在门前留了个影,然后鞠躬离开。
此行还有一站就是登琨艳的时习堂。大上海几处原本要被一拆了之、变为残砖废瓦的老厂房,在登琨艳颠覆性的手笔下,以一种时尚的方式,探索着时空穿越的可能,惊艳一时。其中,他以一己之力,保护下苏州河边的老仓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联合国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从此,登琨艳在上海滩一举成名。
时习堂的入口是一面圆形的哑光玻璃镜,折射门口绿化带种植的一排绿竹,就形成了一道幽然而独特的景观。大门推开,是一条青石檐廊,廊外的天井种了很多竹子,已经形成一个小竹林,竹秆参差不齐向周围倾斜冲向高空,倒成了夏日怡然自得的、巨型的遮阳伞。
回廊的尽头就是登琨艳的讲坛道场,挂满了大幅经文,有《妙法莲华经》《黄帝内经》《道德经》等节选的经文。地面是不过漆的檀木地板,登琨开始讲解,并允许我们不用脱鞋入内。
二楼是休息厅、咖啡区和阅读区,登琨艳利用建筑本身高空挑梁的特点,做了很多露台区,依旧利用爬藤植物形成巨大的遮阴纳凉处。到冬天,这些露台一定是肆意沐浴阳光的好地方!尤其巧思妙构的是,台阶和回廊又将露台和厅堂接连起来,各种花草点缀其中,幽深中充满了盎然生机,有移步换景的绝妙。
翻查资料,登琨艳最后一次接受官方媒体采访的时间停留在了 20 年前,后 10 年里,也有不少自媒体稀稀拉拉地记载了一些他的行踪。南师学生魏承思曾在《南方人物周刊》写过一篇《追随南怀瑾老师的“独行客”登琨艳》称:“他那颗游荡的心并没有安定下来,只是想要亲近南怀瑾罢了。如今没有了怀师,他肯定又将风尘仆仆地上路了……”然而,此行,我们了解到登琨艳不仅很用心地经营着他的时习堂,还积极地指导他的学生将文化项目落地在七都庙港,进一步完善南师身后已经逐渐兴起的文化事业。
如今,南师离去近十年,登琨艳褪下上海滩时期的光环,似隐非隐。在南怀瑾文教基金会的名录里,可以看到登琨艳在 2019 年 4 月,还倡领时习堂同学捐款 400 多万元,用于灵岩寺、袁焕仙故居保护重建。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句歌词是登琨艳的写照,或许也是南师膝前诸多才华横溢、红尘中不倦奔走过的不同个性的个体的写照。
访谈时间:2021 年 6 月 28 日
访谈地点:苏州市吴江区吴江宾馆
访谈记者:戴江泓
摄影摄像: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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