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文化看现代文明重建 

吴琼恩

各位学界先进，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我是三年前从台湾的政治大学退休，后来到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当特聘教授，每一年在北京待两个半月的时间，给学生上课，刚刚我仔细地听了很多学界先进的报告，非常敬佩，都讲得非常好。不过，我来自台湾，有的时候我的看法也许跟大家稍稍有点不一样。我追随南老师也有三十年了，所以，我跟大家一样，非常敬佩南老师的思想，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文化未来变迁的开拓者和启蒙者。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中国文化发展脉落使然。

中国文化第一波是原生文化，以孔子为集大成；第二波文化是印度佛教东来以后，儒佛融会贯通，到了宋朝，文明发展，达到一个很高的文化水准的高度；第三波就是现在，西方文明来到中国以后，我们怎样把西方的东西融会贯通，创造第三波的文化盛世。

南老师生前，我常常听他讲，我们中国的命运将有两三百年的好运。他的这个观点，大家可以看他的《老子他说》。他老人家就说了，1987年以后，这边动动，那边动动。台湾这边动一动就轮到大陆那边动一动，两岸互动，慢慢就统一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到美国读书，受他老人家的启发，对我有很大帮助，所以我现在是根据最新学术发展的思想观念来谈这个问题。

2012年5月美国国务院对于我们中国在美国设立的孔子学院，也不过对几个教师签证的鸡毛蒜皮问题有一些批评。后来我在台湾的《海峡评论》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的《海峡评论》在北京的中南海也是有的，当然不太好写，我想了半天，题目为《孔子思想是西方文明向上提升的发展方向》，副题是《正告美国国务院必须保护中国孔子学院的理由》。文章的帽子很大，不这样我们是压不住美国的。我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看我们杂志的，我们欢迎他们看。这一篇文章我从什么地方谈起呢？1996年美国纽约的百老汇上演了一部以蒙太奇手法结合古今中外的表演技术而轰动一时的歌舞，叫作《神舞》。这个《神舞》剧，一开始说的是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非常忙碌，没几分钟手机响了，等一下又要赶回家，匆匆忙忙，人们感觉到很严重的疏离感，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舞蹈的表演过程中，他们也找不出解决办法，只好向他们的祖灵祈求灵感。他们的祖灵也只不过是印第安文化，怎样向他们的祖灵祈求呢？现在的水脏得要死，空气糟糕得要死，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而我们的祖灵——印第安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非常和谐，我们要向那种文化去追求，不像现在的文化，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天与人之间也是疏离的，才会造成今天的恶果。我看了感慨万千，这是印第安文化的主题没有错，但这个根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印第安文化跟中国文化，这些基本的预设都是一样的，但是印第安文化哪有什么经典记录下来，这些东西我们的老祖宗老早就写得清清楚楚。

可见，美国人也在寻找它的文化方向，它找的东西还不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吗？1995年我看到一本书《知识创新的公司》，由两位日本人写的，一个是野中郁次郎，另一个是竹内光隆。这本书1995年出版以后，1996年成为世界十大企业管理名著。本书第二章就写知识管理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的基础。它说是根据日本哲学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身心一体、知行合一等预设，我觉得好笑。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东西，你怎么说是日本的呢？这两个学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故意，我不晓得。日本人经常故意把什么好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这种民族也不会有出息。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讲。李光耀讲过，美国是会逐渐衰弱下去，还没有那么快，日本就成为一个平庸的国家，欧洲就是衰萎了。

当然，李光耀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这一波，按照我们南老师讲的，当然是我们中国文化要起来。所以，这本名著，说根据日本哲学，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哲学的预设，结合日本管理的实务，就创造了一个很新的知识管理理论，然后传到欧美国家去，成为1996年的一本世界管理名著，一直到现在还是经典著作。我讲的这个，我很感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有那么高明的哲学的东西，结果被这两个日本学者拿去用。我们今后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从自己哲学的高度预设出发，然后结合中国的管理经验，再创造出有高度的、有效的、有解释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有其普遍性。然后再传给美国和欧洲人用，这样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不要都是美国人搞的那一套。

中国的政治学、行政学，1984年才起步，是晚了点，也难怪刚开始要学人家、模仿人家，我们自己没有独立性，你要学美国，搞到最后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到21世纪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已经落伍。20世纪80年代，老美搞的顾客导向，台湾也跟着叫，这是不对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他怎么是顾客？顾客是等待服务的，公民是主人，对国家事务是有关怀、有责任感的。所以，现在公共管理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公共服务。但是，不管美国流行什么，一定要根据中国传统哲学高明的预设——天人合一、心物一元、知行一体、身心不离，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开创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找出我们文化的出路。

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了，中国孔孟之学这样的心性之学，在今天就落伍了吗？没有落伍，只要稍微看看20世纪80年代西方物理学科普刊物与书籍就可以知道，愈是当代物理学的世界观愈跟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相通的。通在哪里？通在心物一元、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20世纪，物理学有三大理论：相对论、量子理论、混沌理论。1977年的混沌理论代表人物普里高津，在我毕业的学校——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任教，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他在1984年写的一本书《混沌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中写道，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他说庄子的世界观和他的混沌理论是相通的，是走曲线的思考。所谓曲线思考，这在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来讲是最拿手的，阴极盛则阳生，阳极盛则阴生，否极泰来，剥极必复。

西方人认为做一件好事，拼命做就有好的结果，好事做得愈多，将来好的结果就愈多，这在中国看来不是这样，不是直线思考，而是曲线的思考。好的事情做得多固然是好事情，但若没有考虑到别人和对方的处境，也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好事做到了一个极点，好事就变坏事了。《淮南子》有言：“重为善，若重为恶，重则不轻易也。”重为善，就是不要轻易做一件好事，就如同我们不要轻易做一件坏事，这是道家的思想。坏事我们不要轻易去做，那好事为什么也不要轻易做呢？因为你做好事时，要考虑到对方是什么情境，看整个环境是什么情境，你再来决定事情的好坏，这是相对的。

比方说台湾有句话叫“鸡婆”，意思就是啰唆、爱管闲事。你到人家家中做客，乡下的老太太认为，你是从台北来的，又是高贵的客人，猪脚你吃吃看，蛋啊你也吃吃，一直夹菜给你。她绝对是好意，但是她轻易地做了一件好事，却使人家吃不下饭。她没有考虑到别人的处境，因为你认为好的事，别人未必认为是好的事。在美国，有的基督教徒，认为好事，为了博爱，一直叫人家做好事，是不是很令人讨厌？现在不是还有件令人讨厌的事吗？俄罗斯的普京在9月12日《纽约时报》，史无前例地写了一篇长文，批评美国民主的霸道，美国人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我美国是例外主义的。你美国很傲慢，什么都要例外了，你要打叙利亚，也得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怎么就能例外呢？别人都要遵守国际法，你美国就可以例外？没有谦虚的心胸。美国是己所欲施于人，我认为这是好的，我就要加到你头上，这不是令人讨厌吗？那么，这就是说，它在文化上还没有反省到“重为善，若重为恶”的道理。你认为是好的，别人未必认为是好的。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著名教授，现在已经去世，叫萨缪尔·亨廷顿，1996年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为世界名著，好多人都写评论，多半都是翻几页就敢写评论，这就草率了点。他那本书是1996年下半年出版的，1997年1月我到美国去，跑了三家书店，才买到这本书。我回去以后仔细地看了，这本书最精彩的是它的结论，了不起。

结论有讲: 什么叫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就是普遍论必然的逻辑的结果。亚洲过去都是落后的, 你要现代化都要学我美国的, 两党制、市场经济什么的都要学我们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 台湾有一个人, 你们都认识的, 叫作李敖。他提倡全盘西化论, 但现在他不再讲了。从知识上来讲, 全盘西化论是肤浅的。那个时候, 两岸的中国人, 文化还没有起来,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很高明的, 但是适合现代人的文化建设还没有真正起来。全盘西化论, 无知啊！到了20世纪80年代, 你们再看一些西方人, 就知道了, 愈是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 愈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相通。搞全盘西化论, 他们既不懂西方的东西, 也不懂中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 真是可怜,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佩服南老师。南老师，他是孑然一身，顶住这个文化。

五四运动的时候，很多人批评孔老二，打倒孔家店，也只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中，全力挺身保护中国文化，为孔子来讲话，这就了不起。你不一定要同意他那本书，他那本书是很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他是一位才气很高的人，但是这种学术精神就是了不起，站在学术立场挺得住。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又要设立孔子学院，但是我要提醒大陆的朋友，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孔子思想不是你设几个孔子学院就好的，当然，孔子学院要设，绝不可以把孔子思想当作工具。如果那样就完蛋了，就搞不好了，你要了解他的高明思想在哪里。大概十多年前，在苏州，有一位领导，也是搞国学的，他找到我，来谈这个振兴国学的事。结果一来谈了，我非常失望，尽是派一些搞考据的人来，没有一个搞思想的。你连西方的思想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中国现在的问题也看不出来，找他们来不管用。我不是说考据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思想，是整体的思想观念，那你这样还复兴国学？

有的人批评南老师的《论语别裁》，说这个考据那里不对，这里不对。南老师是不会理你的，也不会反驳你，因为这个没意思，你要整体来看，整体来看才有意义嘛。以宏观的、整体的观点出发，然后决定你局部的意义才可以。就跟我们习主席，对台湾吴伯雄、苏起来访问时讲了四点。习主席讲：“以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来决定两岸关系”，多正面的讲话。我在这讲为什么南老师了不起，他就是从文化着手，现在中国需要恢复中国文化，这个不是老古董的东西，是最新的东西。我现在手头上拿着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信念的力量》，这是美国最知名的生物学家布鲁斯·利普顿写的，它是新生物学给我们的启示。我念几句给大家听听，他说：“控制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不是基因介导的荷尔蒙和神经质量，而是我们的信念在控制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因此也控制我们的生活。啊！你这个伟大的信念。”还有一句：“新生物学，我们意识到有充分意识的心灵，既胜过遗传也胜过环境。”他说，不是基因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人的信念。这本书不是三四流的书，而是一流的书，布鲁斯·利普顿还讲了：“对于那些针灸、推拿、理疗、祈祷等治疗方法，我们过去把这些实践嘲讽为江湖郎中的骗术，因为我们被一种老式的牛顿物理学信念牢牢拴住，能量场对控制我们的身体机能和健康有影响。”他讲了，不要看不起针灸、推拿、理疗，这个是牛顿物理学世界观，不是当代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再讲一句：“宇宙就是一个不可见的动态整体，在其中，能量和物质紧紧纠缠，无法分离，不可能把它看成是独立的元素。”你不要唯心论、唯物论，把它看成是独立的元素，能量和物质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就是20世纪的量子物理学给我们的启示。

今天，大陆的学术自由开放，我才敢讲唯物论过时了。我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北京，见到两位很有名的学者，就是1979年陪邓小平访问美国的那两位。一位已经去世了，原来在上海，一位是吴明瑜，七十几岁还在北京，他原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秘书，学问也很好。我就跟他们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就立刻赞同，因为学术上的东西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能骗它嘛！

1997年7月4日，我在广东东莞参加学术研讨会，他们给我二十分钟的演讲，我还是讲量子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心物一元。我讲完以后，大陆了不起的科学家钱伟长，跑来跟我握手，说：“吴教授，你这个讲得很正确。”大陆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不是批评啊，学学南老师笑笑。大陆不是要与时俱进吗？若要与时俱进，你就要跟新的学术跑。新生物学和物理学讲的，要不要接受“信念”啊？马克思的思想是了不起的，19世纪有它精彩的地方，他是欧洲最有学问的人，但是请问有几个人能看得懂《资本论》？你看它是不是直线思考？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直线的发展。20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写了《历史主义的贫困》。他在书中说，我们人类的社会受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科技的进步就改变了社会。哪里像你计划得那么好，一直直线发展呢？科学家的灵感是算不出来的，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做个梦，有灵感了，马上赶到实验室去。要是成功了，就创造了新的东西，他怎么发展，你怎么知道？所以应该是非线性的发展，也就是要用曲线思考的方式来理解。

到了1995年，在北京学术界还在吵信资信社的问题，我说你们很无聊，思想都比不上邓小平。邓小平是从革命、从实务当中提炼出来的，改革开放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有什么不可以？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讲过，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并非不可行。一个是邓小平从实务上的体会，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加一个中国特色。照你们的语言来讲，“摸着石头过河，走走看”，有什么不可以的。既然是这样，到了9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公有与私有的界线，不应以财产等有形的因素来充当划分的标准。知识经济时代，在生产过程中，无形的因素更加重要。什么叫无形的因素？你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你的品牌信用，这些不重要吗？那既然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品牌信用这些因素重要，你怎么划分公有还是私有？已经很难划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吵公有与私有问题都是没有用的，浪费时间。

1995年以后，北京的学术界慢慢就不去争论这些东西了。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时代呢？在19世纪的后期，马克思理论面对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初期，最严重的是异化的问题，英文叫Alienation，也就是疏离感的问题。无产阶级、劳工、童工都很辛苦地在那工作，他也不是说对工作有兴趣，但是不得不做，因为为了生活，不去做就会饿肚子。青年马克思很同情这些无产阶级，到老年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光靠同情是没有用的，社会结构要转变，才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个东西才出来。但是现在，到20世纪后期，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复杂了，不能简单地划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经济时代是不能那么简单地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比如“创意阶级”。在美国，“创意阶级”越来越多，你要划分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它什么都不是。还有很多很多人处于两者之间，所以新时代要新的理论创造，这是我们当代人的一个责任，不要再搞那些理论口号，跟现实脱节。

20世纪20年代的量子理论是心物一元的，新生物学是超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现在要讲合作，对不对？你不讲合作，如何竞争呢？你怎么建立你的社会资本？什么叫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人民或公民对社会的信任感，人民对制度的信任感，人民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信任感，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建立这个信任感，这才是国家进步的特征。信任感没有建立起来，不能信任，很危险，做什么事情都事倍功半，累得要死。不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各种机关团体，都累得要死。比方说，我在到银行去存钱，我在台湾办，十几分钟就好了，在北京要两个小时，气死我也。银行服务人员这个脑筋为什么那么懒惰，不动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到银行去了，里面的职员我可以坐下来跟他谈，很快就解决了。如果柜台前面突然来了十几个顾客，原来柜台只有两个服务员，突然间后面的门打开，从后面进来七八个服务员，五六分钟全部解决。等顾客剩下一两个以后，这些服务人员又退到后面，柜台前面只剩下两个人继续工作。你看看人家的管理，脑筋多灵活啊，因为心目中有顾客。你没有替顾客着想啊！现在进步一点，先拿个号，排个队累得要死，你不会动动脑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在乎，以为你要有求于我，为什么？垄断啊，是不是？我是就事论事啊，台湾以前有一些银行也这样。后来为什么银行很客气呢？因为开放竞争了，你没有来，还拜托你来，说穿了，天下道理就是这样。我们的孔孟之学，说穿了就是要替人着想。孔子讲的这个“仁”，很多人就解释为“仁者爱人”，我说你不对，你会解释，我不会解释啊，你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不对啊。

科学不是在追求真理，顶多是接近真理，科学要有科学的命题，要有可错性，就是可证为误性。科学的命题，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百正确的命题就是重言反复，就是废话。我现在说“这一张桌子就是桌子”，百分之百正确，但没有可错性，对不对？但是你就会骂我：“你神经病啊，桌子就是桌子，你怎么这样讲呢？”你说这是科学的理论，这个就是这个，百分之百正确，没有可错性，那叫作重言反复，一句话重复地讲，没有可错性，就不是科学的命题。我发现全世界都一样，不是说只有北京和上海，很多大腕讲话，你看他的讲辞，百分之百正确，没有可错性，那就是废话，所以绝不要把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当作绝对的真理信奉，这是很危险的。我讲的是科学哲学的观念，绝对经得起考验。

人类，在地球那么小的地方，得出了那么一点科学的理论，你也好意思说是真理。牛顿死的时候，英国人纪念牛顿，他们说，伟大的牛顿，你了不起啊，你发现了宇宙的真理，那个时候人们是这样看的。我现在当他们是在胡说，你敢这样讲？到了爱因斯坦出来，就改变了。爱因斯坦的典范（世界观）是“时空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时空绝对论”；“心物一元论”取代了牛顿的“唯物论”；“非线性的思考”取代了“直线的思考”。所以，人类的世界观转变了，解释外在世界的现象也变了，所以什么叫作客观的世界，没有客观是固定的。我刚看到朱清时3月份的演讲，我的看法跟他的一样，不过他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是“believing is seeing”，你有什么样的信念才看到什么样的事实，不是说你看到什么事实，你才相信它，不是这样。你看到的客观的事件实际上是你脑海中的信念投射出去的事件。那已经不是客观事件，所以说“believing is seeing”，你有什么样的信念就看到什么样的事实，要不要跟我打赌，我现在马上举例。两岸刚刚开放的时候，台湾比较有钱，大陆比较穷，现在大陆当然越来越有钱，那个时候大陆的报纸舆论宣传上难免有点酸溜溜的。

台湾那么有钱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蒋介石将黄金、美钞从大陆带过去, 唯物的吧; 第二, 你靠着朝鲜战争、越战的机遇才发了财; 第三, 美国保护, 产品卖到美国去, 给你关税优惠。统统是唯物论的观点, 但是你却忽略掉一点, 就是精神的因素。台湾当时的中小企业家勤劳刻苦, 有的礼拜日还要加班。劳工听说加班, 他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加班有钱赚啊。这种勤劳刻苦就是精神的因素, 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赚了钱不要乱花, 累积一些资本再来创造、再来创新。

所以，台湾早期的发展，我不否认那些物质的因素，但是精神的因素更重要。没有这个精神的因素，不可能有台湾的经济发展，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你就可以预测这小子将来就一定很有钱吗？如果他堕落，精神上没有上进心，最后说不定他变成乞丐，谁敢讲不可能呢？所以，台湾的几个大企业家，早期的王永庆，后来的郭台铭等等，都是经过一番非常艰苦的奋斗，才有后来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精神的意志力。这个跟大陆一样啊，两万五千里长征，拿几条破枪，那还不是精神的意志力才有后来的成就，是不是？这个精神意志力很重要，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精神毅力，你就有坚韧的意志力。我受南老师思想的启发，他的书讲了，我懂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你只要在政治上安定三十年，不要像“文革”那样自我折腾，三十年经济就起来了。

我们中国人勤劳、聪明、能干，一定行的。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首先与民休息，后来是文景主治的怀柔思想，等到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汉武帝接任，经济的基础有了，北伐匈奴。中国的北方最辛苦了，外患几乎都来自北方。唐代贞观之治，不到三十年就经济富裕了，就北伐突厥。一直到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到1820年，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一。这是有客观的数据为证。鸦片战争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惨痛的历史，然后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军阀割据，搞了半天终于在1949年全国基本统一。然后，头十年还不错，再接下来我们自我折腾，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现在终于赶过英国了，不是吹了，那个时候太急了点。

前不久，《参考消息》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讲十五年可以超过美国，有的说要二十年。不管怎样，我们有信心，会超过美国的，这一天或早或晚而已。只要政治安定，遵照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埋头苦干就好了，那中国的经济一定起来。台湾也是，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奋斗，亚洲四小龙第一。为什么蒋经国死了以后，搞民主政治没有搞好，不成熟的民主政治，搞到最后斗来斗去。最近台湾还在斗，马英九和王金平两个人还在斗。这个不是两岸关系的路线斗争，而是法治跟礼治的斗争。他们俩就是礼治跟法治之争，其实两个是互补的嘛，并不冲突啊，你不要做得过头了。“重为善，若重为恶”，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得过头，找到一个均衡点，中庸之道就行了。

反过来，我们为什么说南老师在现在第三波的中国文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第一波，我讲了，是我们的原生文化，以孔子为集大成；第二波是佛教东来以后，在宋朝达到最高点；第三波文化是西方文明来了以后。现在我们中国就应该走长治久安的政策，不要再走太过实用的方式。过去实用主义，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国家多灾多难，要逃难。日本人打来，再早点是欧洲人来欺负我们，要救亡图存，你不能唱高调，要逃了，要维持生存，那个都无可厚非。“文革”之后要改革开放，邓老爷子也急了，也是无可厚非，“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都无可厚非。这样子，不到三十年，经济起来了。你看是不是？1999年我们的GDP世界第七，2007年广东省的GDP超过台湾，2010年GDP世界第二，中国不到三十年不又起来了吗？但是，治理国家不是只有GDP，邓小平是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任务，下一个历史任务就是现代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文化建设。

两年前中共中央也提到了文化建设，但是文化建设不是几个人来唱唱歌，中国好声音，我没有反对的意思，听听也蛮好听的，但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你要抓住重点在哪里，现在我们在讲的重点，要怎么做？南老师生前一再地讲，现在这个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你怎么理解？在春秋晚期，孔子就说了：“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说跟我来做学问，来学习，学了三年，不至于谷，谷就是稻谷的“谷”，引申为吃饭的东西，你来学习都是为了吃饭，为了名利来学习的，不为名利来学的不容易看到。换句话说，孔老夫子很温和，骂他的学生，你们来学都带着功利的目标来学的，这样当然学不好。得诺贝尔奖的人，没有人说我是要得诺贝尔奖而来学的，而是为了兴趣，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学问的境界而来学，你有把你所学的东西当作有兴趣的东西，全神贯注地投入，你才会有成就，有了成就，我肯定你，才给你诺贝尔奖，是不是这样？应该这样解释。

学生如果为了明天考试才来学，当然学不好，你把学习当作工具、手段，当然不会有成就。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你学的东西要随时温习，要全神贯注地投入。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晚期已经有很多人把学习当作工具，为了名利来学，当然学不好，你把学习这件事不当作本身就有目的价值，而是把它当作工具价值或者技术价值。《论语》还有一句：“吾不试，故艺。”很短。试就是考试的试，就是企图要做什么，尝试要做什么，我做任何事情我就专心地做下去，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的目标，我就好好地学就对了。打坐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你就好好坐，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呢？不为了什么目标，我就好好地学，没有任何企图心，没有任何名利心，所以才能达到艺术的境界。艺术的境界就是美学的境界，美学就是“无所为而为”，实用的态度是“有所为而为”，我们艺术、美学的态度无所为而为，这样才会全神贯注地投入。

我刚刚讲了，马克思初期面对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贫困的问题、异化的问题、疏离感的问题，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后期或者说后资本主义都可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行为都转化为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技术理性或者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讲话现在都没有真心了，都是带着一个目的，我为什么要讲好话，要讨好你，有企图心。你救一个人，你就好好地救他嘛，你为什么因这个小孩是郭台铭的儿子、孙子才救，把做一件好事当作手段或者工具，为了讨好这个小孩的爸爸或者祖父。你要做好事，变成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这个已经不是真心的了。孟子讲了“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了，发自恻隐之心你就救他，这个才是心性的修养要达成的境界。你什么都化成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你就不是真心，不是真心搞久了，你就很难建立诚信，我刚刚讲的社会资本你就很难建立。社会资本建立不起来，你做生意，搞政治，社会治安都搞不起来，要花很多钱来维持，所以文化的建设是相当重要的，要看出这一点。有人说南老师是“亚圣”，他是直接孔孟，越过清朝，越过宋朝，直接孔孟的心性之学。

孟子讲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梁漱溟讲什么叫作“仁”，不是那么简单的仁者爱人，敏锐的直觉就是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要有敏锐的直觉。大陆有一些作者在写书时第一次出现美国总统布什，在名字后不加括号，标注 George W. Bush。第一次标注了，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出现，人家就知道你这个 George W. Bush 就是布什总统。你为什么第一次出现时英文不附上去呢？你没有替读者设想，因为台湾不叫布什，叫布希。究竟这个布什是不是那个布希啊。第一次出现要附英文，你都不附，没有替人家设想。所以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两者本来是息息相关的，作者跟读者息息相关，但你开始就站在自我中心为出发点，你没有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写书，这个叫作分裂性的思考。

我们中国的学问，儒家的学问，了不起就在这里，它不是分裂性的思考，你每个人与前后左右的关系，从小就教育，而且是直觉的，不要逻辑推理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或者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四个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自然有的，你只要把你心性的修养直接发挥出来，你就有。上午，我听南老师儿子南一鹏讲朱子治家格言。朱子治家格言从小就培养你直觉的能力，见到叔叔、伯伯，要问好，见到地上纸屑，脏了，你就自动整理一下，还要人家教你，还要逻辑推理吗？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是麻木不仁啊。麻木不仁就是没有直觉能力，心性之学首先就是要培养你的直觉的能力。我们跟着南老师几十年了，他可贵之处就是这点。你起心动念，他老人家一看就知道。我半年前跟你讲过什么，他马上知道，这个就是直觉的能力，他做得到，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问题是你有没有修炼。

现在可以看出来，台湾也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人们从小都是逻辑推理训练太过了，结果培养出来的人学历越高越自私。自私在哪里？出发点一开始就没有替人设想，只想到自己。本来写本著作是好事，可你却只考虑到自己的逻辑推理，你没有想到读者，也许看到你的书累得要死，尤其是俄国的名字，一长串，你翻译出来让人头大得很，不晓得是谁，你为什么不替人家设想？我们人世间的生活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你已出生，父母、兄弟、子女连在一块的，所以你要有系统的思考，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别人。那位追随南老师的世界知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强调系统思考，我们也很佩服，但是中国人看到这里惭愧、丢人啊，中国儒、释、道的思考怎么没有系统思考？你把《大学》拿出来念一念，六合之道，絜矩之道，“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前、后、左、右、上、下，这叫作六合之道，也叫作絜矩之道。

请问这个不是系统思考是什么？你还要彼得·圣吉来教育我们，我们丢脸不丢脸？十几年前，美国有两个著名的学者到台湾教大家打坐，台湾好多人疯狂地在那儿学。两个美国人有良心，他们说，你们不要跟我学，这是你们老祖宗的东西。你看他们多好，很谦虚，我们要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对自己的文化没信心，没出息。改革开放十年，窗户一打开，邓老爷子讲了：“窗户打开了，难免有几只苍蝇要跑进来。”看美国那么有钱，乱了方寸了。你要有信心，对自己的文化没信心就乱搞了。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海啸，资本主义不行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讲了一句话：“2008年金融海啸的账要算到80年代的里根总统。”因为他实行了供给面经济学，银行的利息下降，你们尽管投资，去发展，结果许多人不拿去投资生产建设，而是拿去华尔街投机赚钱，结果被华尔街的资本家骗死了。所以，南老师很早就指出美国这样搞是不行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深刻的体会，他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事后才发现美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警告这个危情。但南老师提到了，可是他不是从经济学家角度来讲，他有他宏观的意识，他提到中国的盐铁论，看管子的经济学理论，自然有他的道理。现在经济学也不能全靠美国那一套，一定要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上好好地研究出一套怎么治理我们国家的理论，对自己要有信心。

在我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来讲，二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西方文明在走下坡路，但是没有那么快。后来亨廷顿的看法和我不谋而合，不会那么快下去，而是缓慢地下去，这是我的看法，也许有的学者不见得同意，那倒没关系。所以，美国人讲例外论，你思想理论背后的哲学预设就是天人分离，人与人之间分离，知行分离，只知道大脑理智的东西，不像日本人走行以求知，像我们邓老爷子，摸着石头过河，知识太复杂，我们实践了再说，从实践中我们体会未来该怎么走，边走边看，也是一个办法。你那一套，二元论、天人分离、知行分离、身心分离、心物分离，还能玩多久？玩不下去的，因为玩不下去才会有美国百老汇的《神舞》出现，大家祈求印第安老祖宗的神灵来解救。那是白搞的，印第安也没有经典留下来，应该向东方看齐。

20世纪70年代，美国旧金山就有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向东方寻找灵感的书。人家在追求，那么看重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吗？西方一流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所讲的观念跟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是相通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个信心，但是我不讲一点西方一流学者讲的话，我是担心大家没有信心，以为我们自吹自擂，不是自吹自擂，这是学术的理论。

西方20世纪60年代讲逻辑实证论，一面讲逻辑一面讲实证，感观经验的知识才是知识，这个讲法已经衰弱了，所以原来的逻辑实证论，包括牛顿的物理学，以感观经验为基础建立的知识已经落后了。现在不是这样，形而上的东西很重要，我们要找到一个宇宙论出来，小小的地球，这个世界的宇宙论是什么？你没有这个完美、良好的解释，人活在这个地球上始终是没有目标了，不晓得活着是干什么。说到佛法，爱因斯坦认为佛教的哲学观与现代科学探索的精神最为契合。但是，南老师的学问不讲宗教，他不重视佛教，也不重视佛学，他重视的是佛法。佛法是什么？是修行的程序和方法，人人可以学的。现在中国文化的大师，台湾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山，他们的书在北京都有，他们是搞学问的，有的修行就还可以，有的修行就未必。南老师不看重这些，南老师看重一套修行程序和方法。这个东西，你修行得好，你自然有敏锐的直觉，仁的感通。人家有什么痛苦你马上看到了，不像有些人麻木不仁：“这是你的事，跟我无关。”就变得有很多书呆子，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别人看到就是书呆子，别人有痛苦你都不知道，麻木不仁，书念得再多，没有用，要有感通的能力，敏锐的直觉。

我们国家的治理，国家的统一，就需要这一类的人才，不然书呆子上台了，官是很大，老百姓的痛苦你不知道，自我感觉良好。台湾不是就有这样的官吗？《孔子家语》讲的“自贤者，未有得人者也”，自己以为贤，比其他人能干，我是哈佛出身的博士，基本上就自以为高人一等，“未有得人者也”，这种人怎么会有人缘呢？你没有感通的能力，谁喜欢你？没有人缘你还当什么大官？但是什么事都不要过头，像王金平不错，他有感通的能力，很懂人情世故，但是也不能搞过头，选举的时候乱送钱也是不行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快要六点半了，很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时间，谢谢！

（2013年9月28日讲于吴江首届太湖国学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