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马格丽维・泰勒（Charles Margrave Taylor），1931 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当代全球最具分量的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社群主义思想的核心旗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哲学与哲学荣休教授。其学术生涯横跨北美与欧洲，师从日常语言学派宗师吉尔伯特・赖尔。先后任教于麦吉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研究覆盖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现代性研究、宗教哲学等多个领域，其思想深刻重塑了当代人文社科的讨论框架。

作为与麦金太尔、桑德尔齐名的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泰勒始终以 “破解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为核心命题：他反对现代社会盛行的 “原子式个人主义”，在里程碑著作《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系统梳理了两千年来人类自我观念的演变，论证了 “自我永远嵌套在文化、社群与道德框架之中” 的核心逻辑；在耗尽半生心血的巨著《世俗时代》里，他以恢弘的历史视野，剖析了现代社会 “祛魅” 的完整进程，阐释了宗教退隐后，人类普遍面临的意义真空、道德碎片化、同理心退化等时代病灶，这部作品也被誉为 “当代关于现代性与精神生活最重要的著作”。

他提出的 “承认的政治”“本真性的伦理” 等核心概念，早已跳出学术圈，成为全球范围内文化讨论、社会议题与公共政策的核心分析工具。

不同于闭门治学的书斋学者，泰勒始终积极介入公共生活：他曾四次参选加拿大联邦议员，深度参与魁北克的文化与政治讨论，毕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推动社会平等、多元包容与社群联结。他的学术与公共实践，先后为他赢得邓普顿奖、京都奖（思想与艺术部门）、加拿大勋章等重磅荣誉，被公认为 “继以赛亚・伯林之后，英语世界最具公共影响力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家”。

2026 年，95 岁高龄的泰勒受邀做客《十三邀》，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阅历与思想沉淀，直面当代年轻人的 “意义困境”。这场对话里，他关于 “同理心的稀缺”“自我的牢笼”“诗性的救赎”“理智上悲观，意志上乐观” 的思考，温和却极具穿透力，为祛魅时代的精神内耗，提供了一份充满人文温度的思想答案。

写在前面：

看完这期访谈已经过去了好几天，直到今晚才有时间将其整理成文。再次阅读当时摘录的笔记时，震撼与共鸣依旧。这期十三邀带来的感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工具理性高歌猛进的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足，但精神世界的缺失感，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过。每一个年轻人都陷入了一种普遍的迷惘：前路荆棘丛生，回望又无坚实的锚点。我们像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溺水者，一抬头看到的是信息的狂轰滥炸，四下摸索却抓不到任何一块能让自己安心的浮木。

这种迷惘，并非个例。它是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集体情绪 —— 从美国到中国，从欧洲到日本，几乎所有经历着现代化阵痛的国家，年轻人都在面临同样的 “意义的困境”。

泰勒让我感觉到，挣扎与困顿中的年轻人们被看见了。

“当今世界最珍贵最稀缺的，是人类的同理心。是感同身受的倾听能力。”

解读：

访谈开头，许知远问及这个时代最匮乏什么。泰勒几乎没有迟疑。他的回答直指一个悖论：在互联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说话，都在发布，都在表演自己。社交媒体的结构奖励的不是倾听，而是表达；不是理解，而是被看见。同理心——那种暂时搁置自己、进入他人感受世界的能力——正在成为濒危之物。

这里的 “感同身受的倾听”，不是普通的 “听对方说话”，而是放下自身的固有偏见、情感抵触，试着从他人的生存处境、文化背景、情绪逻辑出发，感知对方的真实境遇。在泰勒的社群主义理论里，同理心是人与人建立真实联结、社会维系团结的底层基础 —— 没有同理心，所有的 “社交”“社群” 都只是碎片化的虚假聚合体。他在《自我的根源》提到：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与他人的 “对话” 中逐渐形成的。我们需要通过他人的目光，来确认自己的存在；通过他人的反馈，来理解自己的价值。而同理心，恰恰是这种对话能够进行的前提。今天的问题，未必只是信息太多、选择太多，而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从“我”出发，把他人的痛苦、迟疑、失败都过滤成背景噪音。泰勒的提醒非常冷静：如果一个社会只鼓励个人更敏感于自己的感受，却不训练人理解他人，那它会越来越难形成真正的公共生活。

“在这个时代的‘意义的囚笼’中，最危险的是我们过于重视自己的感受，重视自己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判断。想要我们真正关心别人，去与他人共鸣是非常困难的。”

解读：

泰勒提出了全片最具穿透力的诊断：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并非外部环境的禁锢，而是自我认知的绝对化。“意义的囚笼”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等著作中反复探讨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现代性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有意义。这看似解放，实则暗藏陷阱：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意义的唯一立法者时，世界就分裂成数十亿个彼此隔绝的意义孤岛。

更危险的是，这种“自我立法”往往退化为“自我沉浸”，逐步消解人的共情能力——我们变得越来越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用个人的喜恶替代对价值的判断。

这也恰好解释了当代年轻人的 “空虚感”：越是过度关注自我的感受，越会因为缺乏与他人的真实联结，陷入更深的精神虚无。走出这个囚笼的方式，不是放弃自主，而是重新学习如何与他人共鸣。

“诗性的浪漫，或许可以为这个科学理性主导的时代重新注入关怀和联结。”

解读：

许知远问：理性似乎无法解决意义危机，那什么可以？

泰勒提出了“诗性的浪漫”，提出了以非工具性的方式与世界相遇：科学理性擅长把一切事物变成可测量、可利用的对象；诗性则让事物以自身的方式显现，让一片落叶、一句诗、一段旋律，重新拥有触动我们的能力。说到这里，泰勒朗诵起济慈的《夜莺颂》

“要是有一口酒，

那冷藏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

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

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

要是有一杯南国的温暖，

充满了鲜红的灵感之泉，

杯缘明灭著珍珠的泡沫，

给嘴唇染上紫斑，

我要一饮而尽，

悄然离开尘寰，

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 —— 一个研究了一辈子政治哲学、关注了一辈子社会平等的九旬智者，在谈到如何保持内心力量的时候，没有推荐任何一种功利的方法，也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宏大的社会运动，而是选择了一首诗。

泰勒对许知远说，对抗虚无的方法，未必一定要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也未必一定要是改变世界的壮举。你可以去读诗，去欣赏落日的恢宏，去感受四季的更迭，去和身边的人好好聊天 ——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能调动你内心真实感受的小事，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重建意义。

在泰勒看来，这种对美的感知、对内心感受的坚守，是一种更私人、但却同样有力量的反抗。它不需要你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行为，只需要你在日常的忙碌中，留出一点时间，去和自己的内心感受重新联结。

“诗性的浪漫”，在这里是一种广义的审美精神 —— 不局限于诗歌，而是涵盖一切能调动人主观感受的载体。诗性的核心，是 “共情”：读一首诗、听一曲音乐、欣赏一处风景，是放下功利心，与作者、与自然、与不同的生命状态建立情感共鸣。在泰勒看来，这种非功利的审美体验，恰恰是破解工具理性异化、重建人与人之间关怀与联结的重要路径。

“太在意他人的看法，也许是对自己的摧毁。”

“以自我为影，遮蔽世界。以他者为光，重启存在。”

解读：

许知远在后续的节目旁白里，将这句话形容为 “破解现代精神困境的终极咒语”。

泰勒并非简单地主张“别管别人怎么看”。他的思考更辩证：现代自我面临两重危险。一重是过度依赖他人眼光，活在他人期待中丧失本真——这是“对自己的摧毁”。另一重则是走向反面，将自我膨胀为唯一真实，屏蔽一切来自外部的声音——这是“以自我为影，遮蔽世界”。

真正的出路是“以他者为光”。他者不是地狱，而是让世界重新照进我们内心的那扇窗。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那些来自传统和自然的声音、那些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召唤——它们不是自我的威胁，而是自我的养分。

“在当今这个世界，探索自我也许更加艰难。我们唯一能给予年轻人们的，也许是唤起其对某条特定道路的感觉，在某个领域主动探索的冲动，一种目标感。即对一个答案的追问：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

解读：

面对年轻一代的迷茫，泰勒拒绝给出标准答案。他认为，年长者真正能给予年轻人的，不是一条现成的路，而是一种“感觉”——感觉到某条路值得走，感觉到某个领域召唤着你去探索。这种目标感不是外部施加的义务，而是内心被某种价值触动后生发的冲动。

泰勒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 30 岁竞选议员，不是因为我觉得能赢，而是我对‘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这件事，有一股挡不住的冲动。现在的孩子，很少有这种‘非做不可’的感觉了。”

他解释了当代年轻人 “探索自我困难” 的两大根源：一是选择的悖论—— 现代化社会打破了传统的阶级、职业、婚姻的固化路径，给年轻人提供了多元的人生选择，但过多的选择反而会造成选择恐惧，加上世俗成功标准的单一化（以财富、地位、学历为核心），很多年轻人不敢选择 “非功利化” 的道路；第二，外部评价的绑架—— 年轻人从小被父母、社会规划好了人生路径，学习、就业、婚姻都被提前安排，缺乏自主探索的空间，渐渐失去了 “探索自我” 的冲动。在泰勒看来，说教、灌输成功学、设置人生目标，都无法让年轻人建立真正的意义感，真正有效的引导，是唤起年轻人的探索冲动—— 不是规划好他的人生道路，而是让他对某一件事、某一个领域产生真正的热爱，产生 “非做不可” 的冲动，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逐步找到能让自己内心真正满足的方向。这里的 “内心的满足”，不是物质享受，而是找到自我的价值锚点，明确自己热爱什么、在意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于大学教育来说，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而并非获得科学和技术，成为生产力，完成课程。让父母，社会满意。这种感受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真正关心，如何让生活过的更好，让其他人更充实，而并非一切都围绕自己的世界。”

解读：

这是泰勒对现代教育工具化倾向的尖锐批判，他不否认技能的价值，但他追问的是更根本的问题：教育的目标究竟是培养更高效的劳动力，还是培育更完整的人？如果学生在大学里只学会了技术，却没有获得“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的感受能力，没有发展出“让其他人更充实”的关切，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现代教育体系被工具理性裹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将 “传授技能”“提升生产力”“实现世俗成功” 作为核心目标，教学行为往往围绕着 “找高薪工作”“满足父母的期待”“达成社会的成功标准” 展开，忽略了对学生内心感受、价值观念、共情能力的引导。泰勒提出的 “新的感受”，本质上是一种利他的价值感知—— 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引导年轻人跳出 “自我中心” 的思维定式，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学会关注他人的处境、社会的问题、人类共同的命运；明白技术、知识、财富这些工具，只是服务于人的手段，并非人生的目标；真正的价值，在于用自己的能力，让他人的生活更充实，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只有建立起这样的价值感知，人们才能避免成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与他人的联结中获得真正的意义感。

正如雅斯贝尔斯的话：“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即使什么都做不了了，依然可以读读诗，弹弹琴，与自己的内心感受相连。感受是理解世界的入口。我们可能会获得一种强烈的体验，这种体验对应着与世界建立深层联系的可能性。”

解读：

这段话发生在许知远流露出某种无力感之后——面对庞大的结构性问题，个体能做些什么？

泰勒的回答温柔而坚定。他反对将“行动”仅仅定义为改变外部世界。读诗、弹琴、与感受相连，这些看似“无用”之事，恰恰是重建与世界联系的起点。感受不是软弱，不是退守，而是理解世界的入口。因为只有通过感受，世界才对我们呈现出意义，而不仅仅是事实。

这也许是普通人对抗精神虚无的最低门槛路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审美体验，守住内心的感受，正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所言：“人力有时而穷，心中所想的事，十九不能做到。我知道一拳打出，如有万斤之力，敌人必然粉身碎骨，可是我拳上又如何能有万斤的力道？”面对宏大的社会现实、复杂的人际困境、无常的命运变化，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渺小的，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环境，但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内心状态。

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提到，人对世界的认知，始于主观感受 —— 当你被一首诗打动，被一段音乐治愈，你就会跳出自我的小世界，与作者的生命状态、与作品里表达的人文关怀、与世界上其他有同样感受的人，建立起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而这种联结，正是消解虚无感的核心抓手。

“如果你与外部的世界有更多连接，比如说宇宙和自然，比如说某种精神源泉，它可以让你内心的某种东西得以滋长，得以超越自我的中心。获得“完整性”。”

解读：

这里泰勒触及了他的“完整性”概念。他认为，现代人的困境不在于有自我，而在于自我切断了滋养它的根系。宇宙的浩瀚、自然的节律、某种超越性的精神源泉——这些是我们得以超越自我中心的必要条件。完整的人，不是孤独地站立，而是在多重关系中栖居的人。

自然世界，即宇宙、山川、森林、河流。精神源泉，即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能给人提供精神力量的思想载体。这种非功利的外部联结，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当人面对浩瀚的宇宙、广袤的自然时，会直观地感受到人类的渺小、自我的有限性；当人沉浸在伟大的艺术、哲学思想中时，会被超越个体的人文精神、终极关怀打动，逐步放下对自我的过度执念，跳出 “自我的牢笼”。泰勒所说的 “完整性”，是指人在超越自我、与外部世界建立深层联结后，获得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再将自我的需求、感受，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在与自然、与他人、与伟大思想的互动中，建立起完整的、稳定的价值体系，获得超越功利的意义感。

“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重建彼此的团结，每个人不单单为自己，而是互相帮助，彼此成就。”

解读：

这是泰勒社群主义思想的核心表述，“重建彼此的团结”，是针对西方社会个人主义过度发展提出的解决路径：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的发展，赋予了人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权利，但也逐步消解了社区、家族、邻里、社群的传统联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碎片化、冷漠化，社会陷入分裂困境。而 “互相帮助，彼此成就”，并非要求人们牺牲个人利益，而是倡导一种平衡的社会伦理：个体有权利追求自身的幸福，但同时，个体的价值，也需要通过帮助他人、成就他人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不该建立在 “个体竞争、弱肉强食” 的逻辑上，而是要基于 “互助协作、共同发展” 的共识 ——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才能真正获得安全感与意义感。

“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但是关键在于，要把它推进到何等的地步。是一项基本权利呢，还是将其视为有吸引力的手段。”

解读：

泰勒区分了个人主义的两种定位：一种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主义，即保障人自由、平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他明确表示“理应珍惜并加以保存”的现代成就。；另一种是作为生存手段的个人主义，即将个人利益、自我感受、自我需求，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将他人、社会当成实现自我的工具，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泰勒追问的是边界：当个人主义从一项基本权利膨胀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当我们把社会仅仅理解为原子化个体相互竞争的场所，我们就失去了某种根本的东西——团结，以及“彼此成就”的可能。

“每个人有了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看法，这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我们过上了更充实的生活，且感受到我们有权成为更真实的自己。我们理应珍惜它，并加以保存。但应将其置于正确的结构当中。即：我们是在与他人一起生活，我们的生命得益于他人。”

解读：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长期被束缚在宗教教义、封建等级、家族伦理、传统习俗的框架里，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按照既定的社会规则生活；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赋予了人独立思考、自主判断、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 它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有了 “做真实的自己” 的机会。

泰勒既不是怀旧主义者（怀念一个所谓“有机共同体”的过去），也不是个人主义的狂热拥趸。他站在二者之间，说：是的，成为真实的自己，这很珍贵；但别忘了，这个“自己”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我们与他者共在，我们的生命得益于无数我们不曾选择的他人——这是存在的基本事实，不是一种可选的道德姿态。

“在二十世纪，或是更早期，我们开始将人本身看成一个“自我”。自我由此成为意志的中心，道德的来源。反思的能力，才是将人类主体与世界上的其他主体区分开的标志。我们得以将自我整合进人类的整体图景。”

解读：

这段表述对应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关于现代自我意识形成的核心研究结论，在访谈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向观众解释：“在古代社会，人们总说‘我们’，很少说‘我’；从近代开始，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思想的存在。”

他梳理了人类自我认知的历史变迁：在前现代社会，即中世纪及之前的时代，人类的自我认知，完全嵌套在宗教、家族、社群的集体身份中 —— 人们习惯以 “我们” 定义自己，没有独立的 “自我” 概念；从近代开始，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推进，个人意识逐步觉醒，人类开始将 “自我” 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将其看作意志的中心、道德的来源 —— 认为个体的意志、良知、理性，是衡量道德、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一变迁原本是文明的进步，人类因为拥有了 “反思能力”，即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才区分开了自身与其他生物、主体，建立了现代文明。但泰勒也指出，自我意识的发展，不该导致自我的封闭，反而要让我们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将个体的自我，整合到人类命运的整体图景之中。

“理智上悲观，意志上乐观。”

解读：

许知远在访谈末尾问泰勒：您对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泰勒回忆起自己 30 岁时的模样。彼时正值冷战的巅峰时期，他全身心投入到议员竞选的活动中，和无数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样，浑身充满了改天换地的力量感。那时的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赢，一定能通过努力，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平等、更能相互理解的社会。但在 95 岁的今天，纵观全球社会的现状，他给出了一个冰冷而沉重的判断：当下，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令人沮丧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正朝着与 “平等”“共情” 完全相反的方向加速狂飙 —— 政治极端化加剧，不同立场的人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进行；社会被工具理性全面裹挟，一切的价值，都要被简化成 “生产力”“收益” 这类可以量化的指标；更危险的是，整个社会正陷入一场 “道德与信仰的真空”。

理智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时代的病症有多顽固；但意志上，他选择带着这份清醒继续前行。

正如罗曼・罗兰的那句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不道德的社会中做有道德的人”

解读：

最后的最后，泰勒抛出了这句近乎遗嘱般的表述。

它让我想起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警告（即认为普通人通过机械执行指令亦可成为恶的施行者，其根源在于个体将自身异化为体制运转的“齿轮”，消解思想与道德反思能力），也想起索尔仁尼琴的传奇故事。在不道德的社会中，保持道德并不是一件轻松浪漫的事。它意味着拒绝随波逐流，愿意在众声喧哗中坚持倾听；意味着不被自己的感受囚禁，愿意为他人让渡一部分自我的空间；意味着当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一切皆可”时，你依然追问“什么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