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强文义和南怀瑾因为光华科技基金结缘。两人第一次见面聊天，南怀瑾便决定资助哈工大 50 万元，用于对苏联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之后，强文义因被聘为香港航天科技集团顾问，多次前往香港，与南怀瑾有了进一步的交流。
在强文义著的回忆性传记《感恩与怀念》一书中，他特意花了两个篇章来写南怀瑾，一则是《相识南怀瑾先生》，一则是《深切怀念南怀瑾先生》，文章讲述两个人相识、相知的过程，把对南师的感恩和怀念尽述笔尖。
在采访前，我们了解到强校长今年已有 84 岁高龄，本担心在言语沟通上会有压力，不料，强校长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虽八十有余，他却是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接触起来更是亲切无比。强校长是理工科出身，但身上却带有一种文人的儒雅。在聊起与南先生三十年前相识的故事时，他能不间断地同我们娓娓道来，条理清晰，让人心生敬佩。
因光华科技基金结缘
记：强校长您好，能否给我们讲讲您和南怀瑾先生初相识的经历？
强：我和南先生结缘是因为光华科技基金。这个基金会是 1991 年 10 月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聂力和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在北京组建的。南先生任理事长，主要奖励为国防事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1991 年第一届评选时，哈工大有 32 人获奖，占奖励总数的一半，而且刘永坦教授获特等奖。在 10 月召开的理事会和奖励大会上，我代表获奖数量最多的单位在大会上发言，感谢基金会对我校科技人员的厚爱，同时我们准备了由我校研制的仿金材料制作的天坛大佛像，托尹先生代交给南理事长，并向他表示敬意。
此外，在这次理事会上，我认识了副理事长贾亦斌先生，他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也是南先生的好友，正是因为他的牵线，我第一次见到了南先生。
和南先生的见面是在 1991 年 12 月 15 日，我去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制造技术会议，当时南先生也在香港。由于贾亦斌先生事先知道我要去香港开会，因此在我们还没到香港前，贾老就事先电话告知南先生，并说我有意去拜访他。后来，在我们到达香港刚住下，还没参加会议，南先生就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打听到我们的住处，并约我们去他家见面。
和我同去的有蔡鹤皋和王仲仁，当晚六点我们到了坚尼地道 36B 四楼他的会客公寓，南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家共进晚餐，谈了四个小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强：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面目清秀慈祥，十分和蔼可亲，他谈问题时站的角度高，剖析问题非常之深刻。蔡鹤皋和王仲仁当时开玩笑说南怀瑾先生是“高人”。
记：您和他聊了四个多小时，想必是聊了很多，你们主要谈论什么话题呢？
强：我们主要谈了对国内外形势和许多问题的看法。他还跟我说，我们学校能培养出孙运璇先生、王兆国先生这样的人才，在这次光华科技奖颁奖仪式上又一次评上这么多人，确实是不简单的学校。
第一个是弘扬中华文化。南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国家有存亡，朝代有更替，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一脉相通，没有丢失，才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现在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现代教育里，中华文化的教育正在削弱和流失，特别是年青一代，如果中华优秀文化得不到传承，中华民族以后就没有希望了，因此南先生不遗余力地强调要从娃娃抓起，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促进台湾和大陆文化交流和统一。他曾致力于促进“汪辜会谈”的实现。南先生对两岸统一的看法是，不能太急，要有一个过程，大陆要先把经济搞上去，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又认为台湾的经济很不错，统一后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掉下来，对此存有疑虑。
第三个问题是引水归源。他的观点是希望台湾的企业家引水归源，促进大陆的经济发展。我曾在南先生的住处看到不少台湾的企业家在大陆投资，投资环境并不好，遇到不少困难，他们到南先生处诉苦，有的甚至想撤资，都受到南先生严厉指责和批评。
记：您提到当时国内的投资环境并不好，具体是哪些地方跟不上？
强：主要还是服务跟不上。20 世纪 90 年代，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水、电、路等都不完善，可能在签约时答应的条件不能马上满足，建设就跟不上。但是，每次他们一诉苦，就被南先生打断批评，所以也没有就这个问题深谈下去。
强文义接受采访
记：在您和他的这次见面中，南怀瑾先生还资助了哈工大 50 万元，能否请您给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
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和南先生分析国内外形势时，我们特别谈到了苏联，那时候苏联刚解体不久。南先生说，现在苏联比较乱，是我们引进苏联技术和专家的最好时机，如今英美等许多国家都在设法引进苏联的技术和人才，还有两三年好时机。
谈到苏联，我跟他讲哈工大和苏联有悠久的合作历史。我们和苏联关系非常好，哈工大就是按照苏联鲍曼技术大学建的，是国内最早的两所向苏联学习的样板之一，也是全国高校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窗口。哈工大的老师很多也是留苏回来的，他们俄语好，哈工大和苏联的交流不用翻译，所以这些年人员交流往来特别密切，也引进了不少高新技术。
讲到这儿，南先生特别高兴，他希望我们一定抓紧时机，加大引进力度。当时我还讲到，我校去年自筹经费 50 多万元，派了 200 多人与苏联进行互访交流。南先生很痛快地说：“你们去年花的 50 万我给你们出了，你们还要加强交流，现在美国、英国、新加坡都在虎视眈眈盯着这块儿。你回校后马上告诉我账号，我给你们汇去，记住一定要组织更多教师引进苏联的新技术，聘请苏联的优秀人才。以后引进的费用我可以帮你们筹措，但时间要抓紧。”
南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大陆很多学校领导来访南老师希望得到他经济上支持，他都要多次考察才确定，但是我才刚跟他认识两个多小时他就愿意资助我们 50 万元。
后来我回校后，南先生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我把这件事情跟哈工大杨士勤校长作了汇报，大家都非常感谢南老师的支持，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一渠道把对苏技术和人才引进工作做好。我又找了哈工大外事处处长赵敏，告诉她南老师支持我校对苏交流经费之事，她也很高兴。后来她说最近对苏交流时对方提出要支付美元，能否和南先生商量提供美元。于是我又和南先生联系，南先生很爽快答应改为提供 8 万美元资助。
强：最初，这笔钱出了点风波。在我正积极和南老师协商并申请中国银行外汇账号时，突然一天学校书记和校长找我谈话，说有关部门知道了我和南老师交流的事，觉得这钱和台湾有关系，应该放弃这笔经费支持。我告诉他们，很多高校，北大、清华、上交大等都和南老师有密切联系，也得到过南老师的支持，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还是很坚持，搞得我很为难。一边是组织不同意，另一边，南老师已经多次催我让我快点把银行账号发过去，我只能找借口推托说我在出差，没时间去办理账号，我也不好和他讲实情。
后来，我辗转找到国台办，当他们得知南先生支持经费开展对苏技术交流时，说南先生是最爱国的人士，是我们和台湾政界和企业界联系的桥梁，为国家和两岸合作交流做了很多好事，当即联系相关部门不要干涉。
拖了好长时间，南老师又是办事宜早不宜迟的作风，看我拖拖拉拉的，他也有所察觉，于是派了金温铁路筹建处的李景山先生来哈尔滨。李景山先生曾在牡丹江外事工作过，来到哈尔滨后并没有先来找我，而是直接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了解情况，最后才和我见面。因此他已经知道了我迟迟没有发账号的原因，也将这件事跟南先生汇报了。
强：南先生知道后特别生气，他觉得黑龙江省和哈工大的事不好搞，连他的一片诚意都怀疑。但他之前已经答应了我，而且当时我把账号都建好了，也打电话告诉了南先生，最后他还是信守承诺把 8 万美元打到了账上。后来我再和南先生见面，我也知道我这件事做得不好，他有意见，但我也没法解释。
强：这笔 8 万美元的经费我后来拿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事处，他们用来聘请苏联专家以及本校教师去苏联访问等，也引进了苏联的很多先进技术。
记：这场风波过后，您后来去香港也多次拜访了南怀瑾先生，您和他之间还有这个心结吗？
强：基本是没有了。在我被聘任为香港航天科技集团顾问时，我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到香港去，首先我就去了南先生住处看他。他告诉我误会已经过去了，有些事不能怪我，但他也很直率地说：“黑龙江省和哈工大这件事做得不好，我是有意见的，我把哈工大对苏引进技术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这件事对我们国家很有利。其实在我们两个人谈完后，我给你准备了很多钱，希望你能把对苏技术引进工作做大。”
南先生还提道，前段时间中国台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之后说，苏联人很穷但很实在，就资助了苏联一大笔钱。南先生知道后对他们说，“以后不要随便给钱，把这钱攒着我有用”，他说他首先给我准备了 500 万美元，准备用来引进苏联的技术和人才，如果我有本事引进苏联重大装备，再多的钱他也会帮我筹集。但现在不行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就跟谈恋爱一样，当时热恋时什么都愿意给，现在失恋了就没有那个热情和劲头了。”
那时候，我还跟南先生提出说我们哈工大要在威海办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希望他能支持一些经费。但南先生说，哈工大的事我是不想过问了，但如果你将来退休后想办个私立学校，我会全力支持。
强：没有，我后来就一直投身于哈工大威海校区的建设。
记：听说您邀请过南怀瑾先生担任哈工大的顾问，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实现呢？
强：当时我跟南先生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留在香港，他在香港是“留半步”，便于做两岸的工作，他现在在香港可以对两岸提不同的看法，说话能引起两岸领导的重视，他经常给两岸的领导提不同的意见。包括“汪辜会谈”，南先生也起了关键作用。他给两岸领导人写信，促进了“九二共识”的达成。他在香港的住处，也能真正成为两岸交流的场所，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两岸和香港的知名人士聚集在这里交流不同的看法，聆听南先生教诲和讲学。南先生也是两岸沟通的桥梁。
再后来，南先生回到内地，我也代表学校多次邀请他做我们学校的顾问和访问我校，但那时他的重心在建设太湖大学堂上，没能来哈工大访问，这是特别遗憾的事。
强：南先生发起的光华教育基金会在全国高校设立奖学金，哈工大就是其中一所。光华基金会创立于 1989 年，由台湾润泰集团出资。在基金会创立两年后，哈工大被列为其设立奖学金的高校之一。
记：您与南怀瑾先生曾因为光华科技基金结缘。在您看来，南先生为什么要设立科技和教育这两个基金会呢？
强：因为南先生很重视国防和教育这两块儿，他关心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教学事业。他看得很远，认为首先应当要鼓励国防战线，因为这是对国家最重要的战线。
同样，在教育方面，像光华教育基金已面向 34 所高校，覆盖面广。他认为现在应当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就如我刚才讲到的，在现代教育里，中华文化的教育正在削弱和流失，特别是在年青一代身上，如果中华优秀文化得不到传承，中华民族以后就没有希望了。
记：1992 年，您被聘为香港航天科技集团顾问后，您提到只要到香港，一有机会就会去拜访南怀瑾先生，您主要会跟他聊什么呢？
强：我后来是经常去香港，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基本每次去香港，有空都会去他那里坐坐，我们聊得很投机，我经常把对苏交流中取得的成就、学校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以及我在威海和深圳办学的情况向他禀告。我每次去，他都非常高兴，并热情款待。
南先生那里是“人民公社”，晚上六七点钟就开饭，到了饭点，香港很多知名人士就在那里边吃饭边闲扯，到了八九点钟听他讲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界和企业界一些著名人士亦都是常客。
强：我没有遇到过，我是有一次在拜访南先生时，偶然有人在饭桌上提到说他们来过。我一般在讲学前就离开了，我学习的是工科，我就在饭点时和南先生聊聊，我特别愿意听他分析国内外的形势，然后对一些事情再征求他的意见，等他开始讲佛学，我听不大懂就先回去了。
强：老实讲，南先生的住处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但我们都不熟悉，我们在那边比较拘束，很少与人寒暄。
强：南先生身上有一种吸引力。你第一面见到他会有种肃然起敬的心理，但马上你会变得很平和。他很愿意听你讲话，你也愿意把许多事情都跟他交流。
南先生也是一个知识面非常广的人，他在跟你讲学时特别喜欢用古典诗词来引入话题，用故事来给你讲道理。南先生这个人真的是了不得，他对古典诗词是信手拈来。他在四川峨眉山通读了《大藏经》，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很长的诗词，他很快就能背出来。
南先生讲道理不是一本正经地讲，但他讲的问题又很深入，他习惯把很深的东西很浅显地讲出来，不知不觉地就把你引入进去，因此，他的讲学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他在讲的过程中时不时还会穿插一两个笑话，比如调侃自己是“调皮的老头”等，感觉随随便便就把你关心的问题解决了。
曾经有一次我在他家碰到有位女士来找他，那位女士还没开口，南先生一看她面相就知道她有什么困难，该怎么解决。我在旁边非常惊讶——你根本隐瞒不了他，他能一眼看穿你。像南先生这么有才华、读过这么多书且高深的人真的很少，我能认识他并且和他有接触，这对我来说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记：您是在江苏出生的，南怀瑾先生的太湖大学堂也建在江苏，南怀瑾先生是否有跟您聊过关于大学堂的事情？
强：有一次，南先生打电话问我，东北的房屋建筑要怎样才能保暖，我就告诉他墙要厚，用双层窗，屋顶加保温材料。他知道我是江苏人。又有一次，他打电话问我跟苏州当地政府打交道有没有熟悉的关系，当时办事太困难了，我因为长期远离故乡，与社会接触少，没能给南先生提供帮助。
南先生还在建设太湖大学堂时，他的办事处设在上海，我曾去上海拜访过他。那是 2004 年①，刚好我去上海交大出差，和他约在徐家汇他的办公室见面，我们一起吃了饭。席间，南先生跟我讲起太湖大学堂建设的情况，他说太湖大学堂建设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包括筹款、向农民征地、建设等，这耗费了他整个的精力，但他还是决心把它建好。
因为南先生是想把这里作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地，特别是他认为弘扬中华文化要从娃娃抓起，所以大学堂②招收了很多小孩子。当然，南老师也给年轻人开设了很多短期培训班，像朱清时校长也曾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带来听南老师讲课③，还有海航公司的短期培训班也曾在这里开设过④。
强：2008年我去过一趟，由于去得很匆忙没见到南先生。那次是我出差去宜兴，事情办完后，我和王涛、王若维一起去了大学堂。当时南先生的秘书马宏达先生换了号码，我没有联系上，只能盲闯。到了大学堂后，我们发现门卫十分严格，因为南先生在这里教学，很多人从五湖四海慕名赶来想见他一面，但一般没有预约是进不去的，我们在门口也被拦下了，他们说南先生和马宏达外出没回来。
幸好我们在门口碰到了在香港时认识的谢先生，他让我们开车进学堂，通报后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宏忍师，大家一见面都很高兴，她告诉我自己一直在这里负责筹建工作，责怪我没有事先联系。
宏忍师非常热情非常认真地带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场所，包括讲学堂、图书馆、办公室、食堂、宿舍等。我参观后，感觉很震憾，每个地方都非常精致、高雅，看得出南先生是费了很多心思的。
回去之后，我托侄儿给大学堂寄了些家乡的特产——阳山水蜜桃和阳山大麦饼。南老师很高兴，把这些东西分给了正在学习的小朋友，并给我发来一感谢函。
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记：您还记得最后一次和南怀瑾先生见面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吗？
强：最后一次见面就是2004年⑤在上海徐家汇那次，那时候南先生身体还很健康，谈笑依旧风趣幽默。
强：要说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他跟我谈了创办太湖大学堂建设的艰辛。另外就是认识了南先生的秘书马宏达先生，还碰到了一位老朋友。其实，那次见面我们没有聊很久，因为去拜访的人较多。大概一个小时我就离开了。
强：2012 年 9 月 30 日下午，我上网时看到凤凰网上公布南先生去世的消息，当下十分震惊。下午 3 点多钟，我给马宏达先生发去信息致哀。10 月 1 日上午，我给马先生发去唁电，请马先生代转“南怀瑾治丧委员会”并代敬献花圈、挽联——“一代宗师驾鹤去，无量国髓润人间。”
11 月 25 日，我去太湖大学堂，向南先生遗像敬献了鲜花，叩拜了我敬仰的老师！
记：在您和南怀瑾先生交往的过程中，南怀瑾先生经常会送您一些他的新作，您也会购买南怀瑾先生的书赠送别人，您主要会和别人分享南老师哪些著作呢？
强：我很喜欢读南先生的书，出差的时候也会带着，每次去他家他也会送我他的新作，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就送了我差不多十本书，有时候我去书店也会买一些他出版的书。主要和大家分享的还是南先生的《历史的经验》。在这本书中，有很多金句，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提到在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兴旺主要在于用人，而用人的关键在于用好几个人。用人的根本就是两点，一种是要礼贤下士，对于有知识、高尚的人要以礼相待；一种是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士，而且这个赏一定要说到做到。看完这些话我想了一下的确是这样，对于有志向的人以礼相待，那么就会有古时候说的“士为知己者死”。
现在，我经常怀念南先生，有时候空下来，我就翻翻他的书，希望从书中得到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启发，也感恩他给国人留下无量的润世杰作，感恩他用宽广的胸怀鼓舞我们去实现宏伟的强国理想。
摄影摄像：张啸龙
编者注:
①⑤：应为2006年4月4日
②：应为太湖大学堂附属的小学。太湖大学堂是面向成年人的教育机构，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是小学。
③④：授课地点在上海，时间在太湖大学堂开办之前。
